土地革命时期，中央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从1930年底缴获敌人的半部电台起步，通信人员凭借刻苦钻研，在反“围剿”战争中独立发展出无线电技术侦察。长征途中，技侦部门提供的准确情报，被誉为“黑夜走路的灯笼”，使军事指挥者在决策时及时把握敌我态势，为摆脱敌人的包围、实现战略大转移发挥了千里眼和顺风耳的作用。

　　为改变战略方向提供依据

　　1932年10月，红军凭借对明码的熟悉以及对敌军军情、编码规律的钻研，利用缴获的电报底本，终于由曾希圣、曹祥仁等破译出江西方面敌军无线电通信使用的“展密”。1933年起，尽管国民党军开始使用不以明码做底本的特别本密码，红军技侦人员仍利用频率分析、复合猜字等方法，不断破译国民党军“猛密”等密本，为军事指挥提供敌军“部署、调动、企图、临时变动”等相关情况。2008年1月，张震同志高度评价说：“密码技术的掌握，使红军的侦察能力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成为技侦情报工作的独特优势，在我党我军的情报工作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由于“左”倾军事路线的指挥失当，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失败。危难之际，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向西突围。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红军既无根据地可以依托，又难以临时建立地下交通，无线电通信特别是技术侦察成为中央红军唯一情报来源。当时，负责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是中革军委第二局（以下简称“二局”）。为了掌握瞬息万变的敌情，无线电技侦人员“夜以继日地守在电台前，细心地分辨捕捉每一个可疑的信号，并且要马上把收到的信号破译出来，随时为部队首长提供情报”。

　　12月11日，二局破译了敌第一兵团总指挥刘建绪所发密电，获悉蒋介石认定红军欲与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师，因而派遣五六倍于我的兵力，分别进至城步、绥宁、靖县、洪江、武冈等地，企图一举歼灭中央红军。基于二局提供的情报，中革军委于通道县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指出，“蒋介石做好了一个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蒋介石在那里‘请君入瓮’，我们就乖乖地去‘入瓮’，岂不是傻瓜！”“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面对确凿的情报和毛泽东的合理分析，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和朱德纷纷表示支持。这是长征开始后毛泽东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中央红军在通道转兵后，又相继通过黎平、猴场、遵义等会议进一步明确新的战略方向，二局的情报工作为此提供了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