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从生态承载力视角重新划分东、中、西部根据“胡焕庸线”推论,以及“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比长期稳定为96%∶4%的经验,可计算并比较各区域的生态承载力。亦即,以“瑷珲—腾冲线”(胡焕庸线)、与“胡焕庸线”平行的“烟台—河池线”(以生态承载力为90,作一条与“胡焕庸线”平行的直线,以作为“生态中部”与“生态东部”的分界线。因烟台、河池在该线两端较近处,故命名“烟台—河池线”)为基准,按生态承载力大小,将中国全域划分为“生态东部”、“生态中部”、“生态西部”三区域。在划定各区域生态红线过程中,应适当考虑各区域生态承载力的差异,对于生态承载力较低的生态西部、生态中部,其生态红线的划定范围宜适当扩大,以使相关区域的生态负载相对降低,才能更有效地实现“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核心目标。
关键词:生态承载力;胡焕庸;人口;环境质量;西部;发展战略;区域生态;划分;京津;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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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生态承载力差异划分的东部、中部、西部,可更好地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承载力的匹配关系。因此,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应充分重视各区域的生态承载力。
生态承载力是指单位土地面积可承载的人口经济规模,是一个区域环境质量好坏的重要基础,表征着区域生态系统功能的自我维持和调节能力。区域生态承载力越强,可承载的经济活动和人口就越多;反之,生态承载力较低,且承载的经济规模和人口较多,则其环境质量必然较低;再者,如果几个区域的人口密度、经济密度相差无几,但它们的环境质量相差甚大,那必定是由于它们的生态承载力不同。从逻辑关系来看,某区域的“环境质量”水平,主要由其“生态承载力”、“生态负载”(人口经济规模)所决定。
区域生态承载力
呈现梯度递减特征
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发表的《论中国人口之分布》,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规律。他提出,自黑龙江瑷珲,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腾冲,即瑷珲—腾冲线(后被学术界称为“胡焕庸线”),分全国为东南、西北两部,东南部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96%,西北部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4%。此后80多年来,多次调查结果表明,这一人口比例长期保持稳定。
将“胡焕庸线”归结为生态承载力在中国空间地理上所呈现的差异,符合多数学者的认知,即“胡焕庸线”具有表征中国区域生态承载力的理论价值。把“胡焕庸线”与区域生态承载力、生态环境质量综合起来考虑,以近年来各地空气质量来观察,在“胡焕庸线”东南区域,凡是污染严重的城市,大多数处于离“胡焕庸线”垂直距离较近的区域,如邢台、唐山、邯郸、济南、衡水、郑州、保定、廊坊、石家庄、太原、成都、西安、北京、天津等;相反,空气质量较好的城市,大多数处于离“胡焕庸线”垂直距离较远的区域,如海口、舟山、福州、厦门、丽水、珠海、台州、惠州、深圳等。而在“胡焕庸线”西北区域,距离该线愈远环境质量则愈恶劣。基于上述观察,引申出“胡焕庸线”推论:沿着“胡焕庸线”的垂直方向,中国全域的生态承载力存在自东南方向朝西北方向的梯度递减性。
从理论上讲,可以使用各区域至“胡焕庸线”的垂直距离,表征相应区域的生态承载力。以“胡焕庸线”为横轴,以垂直于该线的东南方向为正、西北方向为负,可计算出各区域至“胡焕庸线”的垂直距离。如果能证实这一距离确与各区域的环境质量成正比,那么,“胡焕庸线”推论即可得到验证。通过采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公布的全国347个地级行政区的空气污染指数(API)数据,建立空气污染指数、各行政区与“胡焕庸线”的垂直距离及其人口密度、经济密度的实证模型,结果显示,上述推论成立。采用各行政区水质数据,也验证了这一推论,即各地级行政区的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和该地相对“胡焕庸线”的垂直距离,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胡焕庸线”推论得以证实,不仅在理论方面使其表征和比较区域生态承载力成为可能,而且对于在中国区域发展实践中,如何兼顾各地生态承载力差异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