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乡村的语境中，有很多前大众传播时代的媒介及其活动，如鞭炮锣鼓等发出声光信号的媒介、绳子等用于农耕生产与编码记事的媒介、戏剧等教化娱乐一体化的媒介等，没有被当代主流传播学研究所接纳。从村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出发，卜卫将乡村舞蹈、民歌、民谣、绘画、传说、木偶戏、地方戏曲、板报或墙报等统称为“传统媒介”，认为它们“根植于当地的文化形态之中，成为那些无法接触到大众媒介、不愿意使用大众媒介或无法在大众媒介上发声的群体可利用的一种信息传递和娱乐的工具”。不仅如此，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传统媒介或者说是文化实践的形态对村民的影响或意义已经超越了具体的活动本身，内化成村民的仪式环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因此，研究乡村传统媒介及其文化，将有助于了解村民的情感结构等。

　　根据伊尼斯及麦克卢汉的观点，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属性、偏向与特征。笔者经过长时间在乡村的传播学民族志调研发现，大多数的传统媒介均含有集体主义倾向。因此，本文借用“团结经济”观点，提出“团结媒介”概念。伊桑·米勒认为，团结经济是指“隐蔽的”或者“边缘化、藏身于主流经济的夹缝之中”的一种民间经济行动，主要是社区的、草根的行为主体用合作互助的方式开展的全新的社会与经济形态。团结媒介在本文中指被现代大众传播所忽略和边缘化、但又深深扎根于劳动人民生产生活与文化娱乐的实践中，具有团结精神和集体主义倾向的媒介。

　　绳索：劳动产生媒介

　　在乡村，民俗与艺术来源于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在南方农村，绳子主要取材于稻草。自古以来，种植与收获水稻，村民之间就会结成互助小组，集体主义倾向是村民自发形成的一种生产策略。将无数根稻草拧在一起就成了绳索；绳索的功能是将原本散开的东西和物品捆扎和聚集起来，这里亦包含着一种团结的可能性。

　　最早的渔猎活动需要弓箭和渔网，更离不开绳索，猎取的猎物需要捆绑，兽皮也需要捆绑在身上做成遮体保暖的原始衣物，在栖树、巢居、穴居、采摘、渔猎的生活中，攀岩爬跃、穿山越岭也要利用绳索，几乎人类所有的工具和生产、生活物品都需要借助绳索来组合和连接。正因为绳索这一媒介在生产生活中的广泛利用，绳索具有了编码的、抽象的传播功能，结绳记事是文字发明以前人类最古老的表达方法之一，这个时代的影子至今模糊地存留在我们的语言化石中，如结婚、结缘、结仇等。又因“结”与“吉”谐音，古人认为“结”象征吉祥，因而该媒介逐渐具有了寄托希望、保佑平安、祈福求寿等装饰性、观赏性功能。如结义、结社、结拜、结盟、团结、结发夫妻等，被人们赋予了各种情感愿望。更进一步，用陀螺、拧车等工具把绳拧合起来这种技艺背后寓意也象征着人类社会组织由单一到复合族群、由部落到国家的融合与发展壮大。

　　鞭炮：召集、娱乐与仪式

　　古时，一个人要召唤远处的另一个人无非是依靠视觉或者听觉。所以，鞭炮锣鼓和火堆，在后来的仪式中尤为重要。火的优势在于烘托气氛，但也有局限，即白天效果不明显，且有一定的危险，不能随时随地发生。所以，在乡村，村民更愿意选择以声音的方式来完成召唤功能，鞭炮锣鼓被赋予了越来越重要的仪式性功能。

　　笔者在陕北B村做田野调查时，村民回忆，2000年之前，手机还没有普及，在二月二龙抬头庙会中“听炮响”是一种重要的时间认知方式和传播行为。上午十点左右，庙里有很多人聚在一起放鞭炮，大多是年轻人，他们会把塑料袋套在爆竹上，塑料袋或者被炸烂或者像风筝一样飞上天。村民听见炮响，媳妇就会在家里说，庙上响炮了，赶紧吃饭；五声炮响，就要出发了；十声炮响，就得赶到庙里。如此，大概一个小时后，村民们陆续来到庙里。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首先，鞭炮在传播过程中的编码与解码是村民之间共同完成的，而不是由某个人单独定义与完成的，换言之，鞭炮在乡村的传播行为天然地带有集体主义倾向。其次，放炮作为一种信息的发布方式，是庙会全过程的指示灯，村民按照它的指挥进场、退场，使整个过程获得秩序。鞭炮就成为了一种召唤、娱乐与仪式三位一体的团结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