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形成于20世纪中叶，但自1969年互联网诞生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所引发的传媒变局与社会变革，却让既有的传播学理论在相当程度上拙于回应。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教授等撰文表示，“从现在的形势看，从修补的角度谈传播学的发展，恐怕是没有出路的。因为传播学的架构仅是大众传播的产物……”笔者深以为然，并由此提出“跨越传播学，建构‘传联学’”的观点。

　　回归“交流”的本义

　　倡导建构“传联学”，首先需阐释何为“传联”？“传联”系笔者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即在连接的状态下，通过信息的传递与传播在不同主体之间建立联系；同时，通过不同主体之间的联系使信息得以更好地传递与传播。之所以提出“传联”这一新概念，是因为在学理层面，它能更好地回归“communication”的本义和“媒介”的本质；在哲学层面，它则能更好地呼应“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论断；在现实层面，它能更好地回应当今时代由互联网引发的传媒变局与社会变革。

　　在学理层面，英文communication源于古希腊的两个词根，一个是com，指与别人建立一种关系；一个是munus，指效用、产品、作品、利益、服务等。两个词根合起来，意为“共有”、“共享”，也就是说，“共享”、“交流”与“关联”是communication的基本内涵。因此，“传联”比“传播”更吻合communication的本义。同样，在描述“媒介”的本质时，传联也比传播更为恰当。“媒介”一词至少在西晋时就已出现，“公不由媒介，自与齐侯会而成昏，非礼也”；“使公孙言己（杜注：言己，介达之，介音界，媒介也）”（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公不由媒介”中的“媒介”指的是“媒人”，构建的是婚姻关系，“言己，介达之，介音界，媒介也”中的“媒介”指的是“引荐者”，构建的是人事关系，但本义均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构建者”。至清代，“媒介”的内涵由仅作为“人与人的关联者”扩展为亦可作为“物与物的关联者”，如“蜜蜂为昆虫一种……又运花粉以媒介”（清·杨巩《中外农学合编》），后又专指从事信息交互的专业机构及工具，进而演化为现代意义的“媒介”。

　　在哲学层面，“传联”这一概念也符合“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论断。恩格斯曾指出唯物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马克思、恩格斯）。可以说“传联”这一概念实质上是“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思想在互联社会的现实演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光辉论断既是传联学进行理论创新的源泉，也是其哲学价值的归宿。因此，从哲学层面看，在传播学的基础上建构“传联学”也是一种合理的学术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