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源远流长，至17世纪的笛卡尔开始发生变化，主体性问题一举成为哲学基础问题。这一变化影响了整个时代，笛卡尔也由此被尊为“近代哲学之父”。处于这种震荡波中的后人往往只是看到了笛卡尔哲学中变革的一面，而较少关注其对传统传承的一面。

　　对于笛卡尔哲学而言，它的渊源除了古代哲学，最直接的就是中世纪哲学。从笛卡尔的成长背景、信仰取向、学术脉络等种种因素来看，不理解中世纪哲学就去径直评论笛卡尔哲学，会导致很多误解。但在20世纪之前，行此之举的却大有人在，甚至在笛卡尔存世之时，就已经有人由于笛卡尔对经院哲学的猛烈攻击而忽略了笛卡尔哲学与传统渊源的内在关联。个中缘由或许只能被解释为，笛卡尔哲学之“新”给人的印象过于强烈，以致其他因素都黯然失色了。

　　但笛卡尔本人的自我理解则显然有别于后世的“笛卡尔理解”。在《指导心灵的规则》中，笛卡尔认为自己思考的哲学原理乃是“最古老者”，是“自然最初撒播于人类心灵的真理种子”，只不过由于我们日常听到或读到的谬误太多而逐渐黯淡。在写给皮科的一封信中，笛卡尔指出，历史上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要为真理之黯淡负责，因为正是他们严重误解并歪曲了亚氏著作的意思，给亚氏加上种种他若复临于人世绝不会承认其为本己所有的意见。这些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哲学只是对古代哲学的一种扭曲变形，只是在这种意义上，它们才是一种更新。在另一封给第内特的信中，笛卡尔指出，他的哲学革新工作的实质就在于把那些被弄得晦暗的古老原则重新带到光明中去。而且就在《哲学原理》的第四部分中，笛卡尔明确主张，他的自然哲学的原理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原理，他的哲学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毋宁说是一切东西中最古老的和最普通的东西。

　　笛卡尔的这一立场可以被转述为：他的哲学工作并不反对传统本身。从这个初衷而来，我们才能理解笛卡尔对中世纪哲学的批判工作的实质。由于托马斯主义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密切关联，笛卡尔上述表态的矛头所指已不言而喻。但此外，中世纪哲学本身又博大精深，蕴含着各种可能向度，除了托马斯主义之外，还有与之分庭抗礼的司各脱主义，后来兴起的奥卡姆主义以及神秘主义。笛卡尔与中世纪哲学的复杂关系因而也绝非“批判”二字所能穷尽。再加上笛卡尔本人很少正面直接阐述他与中世纪哲学的关联，这就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从理论实质来看，笛卡尔显然更多地受益于司各脱主义而非托马斯主义，这不仅体现在《第一哲学沉思集》对“无限”、“自明性”、“单义性”问题的思考，更体现在他整体思想布局上所受司各脱的影响。

　　邓·司各脱区分了形而上学（哲学）与神学的特性与任务：形而上学可以论证上帝存在。去论证上帝是一种万物依赖于它而它不依赖任何事物的存在，事实上是“自因”之证明，这种论证只能由形而上学完成。然而，关于上帝之“如此存在”，却只能由神学来探讨，形而上学无能于兹。形而上学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但它只能将上帝视为自因，而根本无能运作于上帝之“如此存在”的活生生的境遇中。

　　由此区分而来，司各脱断定，神学乃是实践学问，形而上学则是一种理论学问。司各脱的这一区分无疑是来自他对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与理论智慧之区分思想的解读。自普罗提诺以来，特别是在奥古斯丁传统的持续铸型工作中，现时性维度已经成为神学思考的决定性维度，实存问题已经成为神学的关键问题，这就为司各脱对上述问题的阐释提供了可能，即通过确立实践智慧的优越性来重新界定神学的本质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