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或者“文艺学”，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现代学术体系和教育体系的影响。今天，我们要重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文学发展的文学理论体系，首先要彻底反思西方“文学理论”背后的学术思维和理念。除了把文学理论作为一种解释文学的知识，我们更需要理论与本土生活的相互融通，需要在鲜活的世界中把握文学背后的生活世界和文化价值。而这正是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知识形态所具有的文化实践品格。面对西方各种“现代”和“新潮”理论的冲击，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可以在继承传统文论的基础上，重返现实生活世界，与中国历史现实紧密融合，从而使文学理论在生活实践和文化价值的滋养下，具有强大的中国文学阐释能力，并保持鲜活的理论生命力。

　　文学理论重返生活世界，需要在生存的整体格局和文化价值中展开自身的学术追求。现代西方的学术体系标举所谓的“价值中立”，追求学术理性本身的自洽，因此日益丧失了价值关注和价值表述能力。例如，西方近代以来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不断将文学理解成一个外部的审美“客体”，在对这个客体的抽象凝视中，文学理论日益疏离生活世界和价值追求。这不仅仅是学术理性本身的异化，而且对于文学的认知也产生了结构性的局限。作家和读者面对的是“自说自话”的理论生产和批评观念，是所谓“纯粹”的知识发掘和理论呈现。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似乎是被放到显微镜下进行观照和“细读”，在看似精密繁复的文学阐释中，理论对文学的理解却越来越狭隘化、僵硬化，割裂了文学与生活世界的密切联系，丧失了对于人类生活价值和意义的追寻，导致理论越来越缺乏现实效力和人文价值。

　　文学应该与人类的生活世界和生存领域相互沟通，建立起有机的联系。那些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学理论思想之所以产生，往往也是因为理论家将整个人类生活和文明价值领域，都纳入自己的思想视野，从而才能更加深刻和准确地把握住文学的本质。如果过于局限于专业化和学科化的视野，那么我们看到的往往是文学的局部、表层或某种抽象性的东西，难以发现文学深层次的意义。在这方面，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基本形态的诗话、词话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参考。它们一方面是人们所说的诗性思维的体现，另一方面则力求以自身的“未完成”形态，来把握文学背后的生活世界和生存秩序，努力追寻生活蕴含的文化价值。这与西方文学理论的所谓“客观性”、“中立性”的知识生产完全不同。

　　文学理论重返生活世界，需要在中国文化和文明的脉络中确立自身的思考和解释视域。中国传统文论，不仅仅是一些可以借鉴的写作范本，而且其本身也是中国人生活和价值秩序的组成部分。它们不仅是一些具体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需要我们进行现代的对接、继承，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人对于生命存在、生活方式、生存价值本身的理解和实践。这些内容是中国文学理论需要不断触及的深层次问题，是中国人“在文学中存在”和显现自身文化价值的方式，应当成为我们重建文学理论的前提条件和具体语境。文学理论并不是随意的主观感悟和相对主义的知识碎片，它的本土化，不在于外部的文化标签，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够从文学的解释中得到中国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独特精神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真正重要的不是如何在具体的概念、范畴层面上与现代理论对接，也不是对之进行一种单向的、“现代”的阐释，而是如何以古典文论的概念和思想方式为中介，使我们的文学理论真正地理解、接续和重建中国人的情感模式、伦理秩序、生活世界和文化价值，这才是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的真正根基所在。文学理论尤其是中国古典文论，不能仅仅关注文学作品本身，更不能在概念、范畴的小圈子里自我表演，而应该在历史和现实的坐标系中发掘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和情感逻辑、伦理道德和文化价值。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是要在现代的文学理论思维当中，加入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文化视野、文明格局和实践意志，在这个层面上重建理论思维和历史传统的连续性。在此意义上，中国古典文论也就不单是建构现代文学理论的概念、命题层面上的诸多“资源”之一了，而是我们需要不断返回、不断参证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宝库，它让我们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冲击中重新保有中国自身的文化力量和文化勇气，重新找到中国文化的航向。

　　总之，文学理论重返生活世界，在中国文化和文明脉络中进行重建，不是简单的学术视野的扩展与学科的交叉、叠加，而是走出西方学术理性思维下的抽象空转与自我合理化，在对东方思维和中国文化传统的高度自觉和价值融通的基础上，重构学术理性、理论思维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切实地理解、靠近和尊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文学特质的文化经脉的基础上，我们得以重建学术理性的价值感和实践意志，让文学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坐标与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对其重新加以定位和审度。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