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的抽象性对于立法而言极为重要，它能保障法律对生活事实具有高度涵盖性，进而得以稳定实施。但在实践中，以导致抽象性缺失的方式形成法律规范的现象并不罕见，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情形立法”。它具体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以极具个别性的具体事实作为规范内容；二是以具体列举结合兜底条款的方式形成法律规范。前者仅确定地适用于个别情形，一旦司法中的个案有所逾越，就会出现适用疑问；后者则可能出现不合理的宽泛性。它们都不符合法律规范合理抽象性的要求，需要认真研究并尽量避免。

　　“情形立法”的产生

　　“情形立法”产生于不合理的概念形成方式，规范制定者没有实现对拟调整的生活事实进行合理周延的类型化。合理的情形是，在立法之初，制定者必须基于特定的评价标准，把细节上千差万别的个别事实划分为“生活类型”，进而用相应的概念进行表达。但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制定者采取的类型化方式通常为“排列组合式”，他们通过对具体事实对象的观察，得到若干关联性的个别组成要素，进而将它们排列组合为各种可能的事实，并直接作为法律规范的内容。比如，在确定父母为子女出资所购房屋所有权的归属时，制定者围绕相关生活事实，得出一些个别性的要素，如“房屋”“婚前”“婚后”“一方父母出全资”“双方父母出全资”“双方父母各自部分出资”“登记于一方子女名下”“登记于双方子女名下”等，然后将它们排列组合，并形成不同的法律规范。这种排列组合的目的是合理的，它寄希望于通过个别要素之间的排列组合穷尽具体生活情形。但事实却是，组合越复杂，就越不可能穷尽，且极易催生庞杂繁复的规范体系，还可能导致法律评价上的互相矛盾。

　　概念是法律制度中的基本要素，具有相当的抽象性，这也使得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使规范体系化的功能。规范制定者对个别性要素的简单排列组合，显然不能等同于概念的形成与运用，反而将其体系化功能消解在过度个别化与具体化的思维中。如果规范制定者为方便调整特定问题，随意将个别性的事实要素与体系概念进行“混搭”，最终必然引发适用上的困惑。比如，在现有的民事法律制度中，针对承租人就所租房屋装修或扩建行为进行调整的规范，就存在这个问题。因而，如果忽视概念的体系化功能，仅着眼于特定情形的法律解决，则更像是一种针对具体问题的解决策略，并不符合规范形成的实践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