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日第三次审议了《民法总则（草案）》，该稿中增加了见义勇为者的免责规定，即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除有重大过失外，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的确，如何对待见义勇为，本是一件清楚的事，却又为何产生如此大的争议，需要通过一部基本法律来确立和界定呢？这值得思考。

　　“义”字，从我，从羊。“我”是兵器，又表示仪仗；“羊”表示祭祀品。其本义是我的威仪，合宜的道德、行为或道理，有义德之美等。最早，管子提出了“义”（管仲，《管子·卷一·牧民第一》）“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右国颂”。“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后来，儒家把“义”与“仁”“礼”“智”“信”合在一起，称为“五常”。可见，“义”，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的地位之高。因此，见义而为，本身就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那么，又为什么要“勇”为呢？那是因为维护“义”往往需要与“不义”作斗争，在这个过程中，见义而为者往往还会受到各方面的伤害，有足够勇气的人，才会挺身而出，谓之“勇为”。因此，如何对待“勇为者”，就成了另一个社会道德与观念问题，而且如果对“勇为者”处理得不好，“义”往往就不能保证。　　有人认为，见义勇为中获得利益的是被救助者，见义勇为者应该由被救助者加以补偿。这种观点固然没有错，但十分偏颇，没有突出见义勇为中“义”的社会性。其实，见义勇为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被救助者，而在于整个社会的“义”。如果仅限于被救助者，显然就削弱了该行为的意义，也会使见义勇为者不愿意出手相助。只有从全社会规范的角度去认知，树立正面的效应，提倡并保证受到的利益损害得到补偿，甚至获得更多的利益，才可以鼓励其他人效仿。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过多地关注自己的“利”，不太关注社会的“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坏人横行时，见义勇为虽然也会偶尔出现，但见义勇为者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社会规范的认可，不仅不被救助者认同，也并不被社会认同，因而出现了“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状况，这样，整个社会的道德素质培养就不能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只有让英雄不再流泪，社会才能有更多英雄出现。

　　当然，还需要讨论的是，见义勇为者往往局限于自己的认识，加之在情况紧急的状况下，做出完全恰当的判断是不可能的，其行为是有可能会超过“义”本身的范畴的，从而造成了更大的伤害，这显然也是见义勇为者自身不愿意看到的，也正因为如此，在一般过失的条件下，不应由见义勇为者承担民事责任，只有在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才会承担责任。从这个角度讲，见义勇为，不仅需要一定的情商，还需要一定的智商。见义勇为者即使流血，也不能流泪，这是社会法律的进步，也是社会法律发展的必然！

　 （夏正林，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