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者面对人性好利与社会的转型

　　由人性好利而得出的政治原则，就是一切政令政策要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之上。只有物质利益才能调动臣民，并为君所用。《管子·形势解》说：“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法立而民乐之，令出而民衔之。法令之合于民心，如符节之相得也，则主尊显。故曰：衔令者，君之尊也。人主出言，顺于理，合于民情，则民受其辞。”《管子·明法解》说：“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立民所恶，以禁其邪。”《管子·君臣上》说：“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管子·禁藏》说：“居民于其所乐，事之于其所利，赏之于其所善，罚之于其所恶，信之于其所余财，功之于其所无诛。”细细考察，法家并不是简单地排斥道德，只是好利与道德不在一个层面。道德必须建立在物质利益基础上，“衣食足知荣辱”。有时法家也承认人有不同的品性，《韩非子·显学》说：“夫智，性也。”《韩非子·饰邪》：“乱弱者亡，人之性也。”《商君书·画策》说：“圣人有必信之性。”《商君书·错法》说：“夫圣人之存体性，不可以易人。”

　　总的来说，法家认为当权者的责任不是要改造人的本性，而是应该适应人的好利本性，高明君主的妙术之一是搞好利的排列组合，用权力开通所需要的利途，堵住不需要的利途，从而使人们追逐利益的活动汇成一股合力，以利于君主或为君主所用。法家用利的观点考察人们的一切活动，所说的“以人为本”就是以利治民，也正是这个利字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运转。反之，如果有人不好利，或不以利为生活之目的，法家认为这些人就无法被利用。

　　法家抓住人性好利这一普遍事实，也就抓住了时代的牛鼻子。法家以此为据策划变法、创建新法和制定政策，他们的目的是强化君权、赢得战争，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社会的转型，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为了把农民推向耕战的轨道，抓住农民渴望田宅的大势，通过国家授田制，从而使小农经济普遍化，并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以便征收赋税、兵役。小农的普遍化，再加上铁器的推广，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由于普遍实行军功爵制和推广郡县制，打破了原来的世卿世禄制，官僚制逐渐成为行政主体，并形成军功官僚地主制；由于奖励军功和谋略，争战与社会改革互相促进，最后出现了秦的大统一的政治格局；由于利途是由君主策划和制定的，君主无疑得到的利最大，王权主义变得更加强势。

　　这几点是荦荦大者，社会转型还表现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这里不能一一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