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土化的问题是和从海外回国的一批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文化自觉意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对所谓的“白人的神话”建构的一种抗拒，它的问题意识体现了一种现代性语境之下的文化自主性和多样性的提升。知识和权力、自我和他者、知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结构，构成了两种观照范围不同的构造人类社会的方式或途径，前者是应对于一种民族国家的边界而产生，而后者则真正在面对一种无边界可言的世界共同体的存在。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与彼此共在，成为一种不走极端的本土化的理想状态。 

　　关 键 词：本土化;知识生产;文化接触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乡村社会重建与治理创新研究”(16JJD840015)。

　　作者简介：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重庆文理学院非遗中心客座教授。北京 100872

　　本土化的争论由来已久，并随着世界性的文化接触而变得越来越突出。如何在这之中保持一种文化的主体性，同时又能够兼容并包地吸收和转化外来的文化，这成为人类学、社会学乃至一般社会科学文化研究的一个极为核心的问题所在。显然，一种不走极端的本土化的学术立场，对强调文化多样性的人类学而言尤其是不会陌生且执意要去追求的。从一定意义上而言，人类学的本土文化观的价值追求，肯定了一种本土化观念的真实存在，同时也预示了此种真实存在的多样性的表达。

　　一 本土化的问题及其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问题实际上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始便存在着，并由当时燕京大学吴文藻所首先提出。①而随后隔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着一批70年代留学海外的学者返回到中国本土(包括大陆、台湾和香港，特别是指后面这两个地区)，由此日益涌现出来的该如何去做一种有关于中国人的心理、行为及其社会与文化研究的一个极具地方性意识和本土语境关怀的问题。②可以肯定地说，他们这批人，有着一种跨语境的研究经验或经历，并深知单单借用从西方世界，特别是从欧美所学得的现成的社会科学的概念，来研究中国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会有着一种亲身体会到的在文化理解上的契合性的困难，这种有着跨语境研究经验的研究者认知上的不协调性是无法真正避免的，因此一种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呼声便随之出现了。

　　在这些研究者的眼中，“接地气”的研究是极为迫切需要的。很显然，西方既有的社会科学概念被平移到中国的语境中来之后，面对中国鲜活的现实处境会有一种隔靴搔痒之感。这种隔膜之感可谓是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概念由此而提出的一个大背景，如何突破，既是问题所在，又是难题所在。直接照搬，奉西方为经典或尚方宝剑，这样做如坐摇椅一般，舒适轻松，只是观他研究的人一脑子的糊涂，他自己实际上也是囫囵吞枣一般，只抓住了西方概念的皮毛而不是来龙去脉。

　　在这里，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存在，那就是追求西方现代性发展的非西方国家，到头来最后都会试图去寻求一条更为适合其自身发展的，并与西方现代性追求有所差异性和分歧性的道路出来，这种追求不仅表现在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选择之上，而且也表现在社会科学乃至于自然科学研究取向的本土追求之上。

　　西方的现代性在近代世界的成功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播化的无以匹敌之势，使得西方人获得了一种西方发展唯一性的坚定自信，似乎世界近代的一切都是从西方而来，然后才传播到西方以外的世界中去的，这个方向被界定成明显是单一性从西方到东方或到其他的地方，而不是相互性的东西方之间，或者多极化世界的存在。但随后，借经济全球化之势而发展起来的非西方国家，在其经济一旦有了一种独立性和自我积累之后，也便有了一种与西方自信差不多一样的自信，但这种自信也似乎像西方的发展历程一样，很快地与“民族”这个概念扯上了一种实质性的关联，民族被想象成是国家的，反之亦然，民族的差异性由此而被重新建构而逐渐丧失其原有的本色，民族由此而滑入了一种只强调自身同质性的民族主义。质而言之，他们开始自信于自己的文明有着比西方更为悠久的文明，这在历史上也自然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一件事，因此也有着自身可以解释或自圆其说的自己文明的丰富智慧及其独特发展道路，但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去真正避免酷似西方中心论的反弹琵琶的东方中心论或本土中心论。

　　毋庸置疑，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背后实际也是一种自我中心意识在经济大发展和突飞猛进背景上的觉醒和强化。在此一点上，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显然不是一个伪问题，而是伴随着全球越来越多的西方化，或者说欧美化，所必然提出来的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这甚至可以看成是一般人类学家所追问的“土著如何思考”问题的一个现实版。③即在对自己生活、社会与文化的理解上，究竟是要依赖于从西方中心移植而来的概念和理论做一种远距离的遥想的理解，还是要真正能够从你所研究的本土人或当地人的视角去做一种近距离的贴近本土的思考和探究，由此而呈现出本土人文化的真正价值所在，而不是随意为从西方翻译过来的理论概念和解释框架所左右甚至误导，由此而陷入一种可能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之下的所谓“白人的神话”建构的歧路上去。④

　　显然，本土化这一概念是诱发新问题意识、创造新的研究方法以及获得新理解途径的一种真正有着自我主体性关怀的研究取向。它会借助于一种现实生活意义上活灵活现的本土概念，而非拗口抽象的翻译概念，去理解本土人自己的一种生活实际。在此种不同的理解之中，“土著如何思考”仍旧还会像萨林斯与奥博耶斯克尔之争一样没有真正终结性答案地不断地持续下去。⑤但结果可能并非谁可以替代谁那么的简单，而是观念之间、社会之间以及文化之间相互影响、交叉并存的一种态势，是人类文化的“一”和“多”的共享和共存的一种情状，个人的观点如此，社会形态如此，而文化亦如此，试图用某种途径来排挤甚至消灭对方的存在，这显然是在今日世界中一种最为不明智的做法，因为面对今天这样一个多元并存、多极分化、相互交融的复杂世界，没有一种自认为是纯粹隔离而又具纯粹独特性的看法能够说出真相的全部，我们似乎也只能够在多种视角的交错共存、圆融共通之中去领会人类世界整体性风貌的某一个侧面的图景而已，随着我们看到的这些侧面越多，我们所获得的对于人类整体性理解的丰富性就会愈加完善，这就是人所可能有的“人是过程”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