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而严重失衡这样一种新的世界财富结构及所引发诸多矛盾和挑战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作为处于劣势地位的后发国家，之所以能够构建起发展优势，转到跨越发展的快车道，是因为不懈地促进共同富裕，其中所积累的促进共同富裕的独特经验主要有：不仅要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价值取向目标，还要探索形成把促进共同富裕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和相互促进的实现路径；要以共享发展理念为引领，把促进共同富裕纳入政府的职能，把公有制作为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石，统筹所有制、收入分配调节、社会保障的完善，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统一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这些经验厘清和丰富了共同富裕的内涵。
    [关键词]经济社会发展；共同富裕；所有制；收入分配调节；社会保障
 
    当今世界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都是与财富结构及其变化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突破了“贫困陷阱”和处于劣势地位（资本主义经济仍为主体和发达国家处于强势地位）的恶性循环，成功地推进跨越发展而跃升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中上等收入国家，来之不易。这一发展奇迹取得的原因在于，探索出促进共同富裕之路，形成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实现机制，与资本主义资本至上的政策，以及难以解决有增无减的财富两极分化问题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促进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以及基于所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探索形成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进程中，面对资本收益高于劳动收益、资本市场中的钱生钱对劳动创造价值背离所导致财富向极少数人集中的世界性难题，以及所引发的各种矛盾和挑战，应当坚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的共同富裕，并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
    一、把促进共同富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统筹促进共同富裕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当代中国促进共同富裕所积累的第一条经验是，不能把促进共同富裕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割裂成不相关的两张皮，而是要把共同富裕，既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探索促进共同富裕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相统一和相互促进的实现路径。当代中国促进共同富裕这一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表明，促进共同富裕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是能够有机统一和相互促进的。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共同富裕，才能避免经济危机，实现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进入工业社会后，资本拥有差异及由此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成为经济危机的内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经济危机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群众的贫困与供给的增加而导致生产过剩的矛盾，指出：“一切现实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制的消费，而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却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由于巨额资本拥有者不断扩大生产使供给增加，占绝大多数的低收入工薪阶层的消费需求又不能有效提升，到供需失衡乃至生产严重过剩，就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大萧条，这验证了马克思的上述论断。凯恩斯主义及其政策主张的实施，挽救了此次经济危机。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军工产品的大量需求，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按照美国利益制定的原则，所形成的旨在实现美国经济霸权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使美国经济在快速发展轨道上运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表面上是由于对金融资本运行缺乏必要的监督管理所致，实际上仍然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导致的资本拥有差异和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而且还因为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资本拥有差异和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有过之而无不及，形成被2011年占领华尔街者所称的“99%”与“1%”的社会结构。当代中国在赶超发展进程中，经济发展虽有所波动，甚至有1958年“大跃进”导致大幅负增长的短暂困难，但没有发生较长时期才能恢复的经济危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波动呈收敛态势，增长速度长时期平稳地保持在中高速及其之上运行，不仅没有发生经济危机，还克服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更为严重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并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这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坚持促进共同富裕的取向，构建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激励机制，尽可能防止在改革中形成的资本拥有差异及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从另一个方面验证了促进共同富裕对于实现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意义，也彰显了中国促进共同富裕的经验之可贵。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共同富裕，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聚集力和动力。社会是否和谐稳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能否实现发展的前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秩序长期处于动荡状态，甚至战乱不断，不利于经济建设的展开，也因缺乏稳定的预期，不利于外部与其开展交流合作，失去更多参与国际合作的发展机会。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的高低，被公认为是反映社会能否和谐稳定的警示值。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在构建起人人能够成才和发展的公平社会制度下，促进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一种核心价值取向目标，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凝聚力和动力。2016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2016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发表题为《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是共同富裕的进程。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13亿多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大幅度提升，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其他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2]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这种凝聚力和动力机制是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探索形成的。新中国成立起至改革开放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更是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所有制保障，由此才有了探索形成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机制的可能。其中，尽管由于在一些认识上的狭隘和实践经验的缺乏，在分配上存在平均主义的问题，但作为主体地位的人民积极作为，为国家舍小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发展生产和改进技术等活动中，形成比学赶帮的社会主义企业文化，才有了在受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的情况下，原始资本积累只能依靠本国自身力量，依靠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在较短时期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不可回避的是，新中国成立起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尽管实现了跨越发展，但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这亚洲四小龙，有在收入分配上因为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而导致“搭便车”现象的原因，但关键在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加之过于乐观地追求目标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和浪费。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惠及最广大人民为目标，先期从增量改革探路，在改革中发挥群众首创精神和形成上下良性互动，探索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机制的实现机制。例如，率先成功突破的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农村改革，即是在收入分配方式上尊重“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一农民的选择。在国有企业则从实施国家与企业利润分成、承包制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这些改革把发展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统一起来，有效地破解了生产经营中激励不充分的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对微观经济组织实施分配制度改革的同时，针对在提高效率的改革中收入差距有所拉大的问题，一方面积极促进经济发展，并带动就业等保障全国人民收入水平的绝对增加，另一方面改善作为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收入分配，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着力改善民生。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起，一方面，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员工持股，大力实施精准扶贫补短板，进一步创新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实现形式；另一方面，在反腐倡廉的同时，规范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职务消费和年薪，以扼制国有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简言之，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一系列改革，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建立在社会和谐进步的基础之上，初步探索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实现形式，这正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改革开放深受全国人民欢迎而顺利推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