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探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文化观，能为我们今天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提供重要启示。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

　　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辩证的，即主张既批判又继承，在继承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指出，两种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陈独秀在《孔子与中国》说：“孔子的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孔子的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陈独秀自然是肯定前一个，反对后一个。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有批判地吸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如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此前，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就说：“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

　　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传统文化定义为封建文化，他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反省和批判。

　　其一，总体批判。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认为，不能脱离世界文化孤立看待民族文化，不能脱离世界学术孤立看待“国粹”，否则就是抱残守缺，透露出以外国学术为参照系统来整理国学的观点。在《太戈尔与东方文化》一文中，陈独秀阐明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看法。在陈独秀看来，“知足常乐，能忍自安”是东方文化的一大特色。在泰戈尔的眼中，这种特色很“高妙”，胜过西方文化；而陈独秀认为，这种特色实际上是一种“奴隶的和平思想”，造成中国人长期生活在“兵匪交迫中”。李达在《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中揭露了儒学的负面因素和消极影响，认为其是中国科学不发达、社会发展迟滞的重要原因。李大钊也认为，孔门学说是看不起劳工的，总是把他们当作统治阶级的牺牲品，现在不同了，随着社会的变化，出现了“劳工神圣”的新伦理。

　　其二，对传统道德的批判。李大钊指出，孔门伦理支配了中国人二千余年来的精神生活，其纲常名教、道德礼义的本质是“损卑下以奉尊长”“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陈独秀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传统价值理念作过尖锐批判，认为其造成一种“以己属人”的奴隶人格，构成整个君主专制制度的政治基础和伦理基础。在对传统道德的批判中，对建立在男女不平等基础上的女性伦理的批判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用墨较浓的一笔。在《妇女解放与Democracy》中，李大钊认为男人对妇女的专制使得“生活的内容，冷酷无情，干燥无味，那些平和、优美、博爱的精神，都没有机会可以表见”。李达在《女子解放论》中指出：贞洁二字对女子来说是很残忍的，“连累那未字的女子，也强使他遵守，许嫁之夫死了的时候，许嫁之女就要尽那为妻的道理，服丧的虚文都算罢了，还要他替那人守节”。至于婚姻，可谓“残忍无人道”。

　　其三，对传统伦理根源的揭露。对中国传统伦理根源的揭露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一大理论特色。李大钊在《乡愿与大盗》《圣人与皇帝》等文中把皇帝说成大盗的代表，把圣人说成乡愿的代表，并认为二者常常结合在一起。李大钊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构造是农业经济组织，是孔门伦理存在的基础；以孔门伦理为代表的纲常名教之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二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陈独秀也说：“有中国的社会才产生孔子的学说，决不是有孔子的学说才产生中国的社会。”艾思奇则明确指出：“一切道德规律的具体内容，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反映”，“没有永久的道德的教条”。

　　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也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瞿秋白在《“我”》一文中提出光复中华文化，他说：“我自是小卒，我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他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复……中国文化。”艾思奇说：“中国历史上许多宝贵的伦理思想，是可以在共产主义者身上获得发展的”，因为无产阶级的新道德并非对旧道德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它的精华的提高和改造”。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认为：《论语》所载曾子名言“吾日三省吾身”是说自我反省问题，《诗经》中的名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说朋友间应该互相帮助和批评，这些道德格言具有可为共产党员所用的道德修养内容；但是，古人的所谓修养也包含糟粕，如唯心、抽象、脱离社会实践等，因此，我们必须把道德修养跟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毛泽东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封建性糟粕也有民主性精华，我们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正如徐特立所说，毛泽东1942 年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就是说我们古代的也要，现代的也要，外国的也要，中国的也要。把古代的变为自己的，和现代的结合起来；把外国的变为自己的，和中国的结合起来”。

　　四、与自由主义西化派及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异同

　　中国现代的思想文化领域始终存在着三大思潮，即自由主义西化派思潮、以早期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潮，三者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批判，是三大思潮的共同点。其中，自由主义西化派是激烈的，文化保守主义是温和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是辩证的。

　　以早期陈独秀和胡适、鲁迅、钱玄同、吴虞、吴稚晖、陈序经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西化派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检讨和批判。陈独秀关于科学民主与孔教的不可调和论，其结论自然是废除孔教；胡适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足论，直指导致中国“百事不如人”的“文化根源”；鲁迅的礼教吃人论辛辣而尖刻；钱玄同的废除汉字论激进得让人不可理解；吴虞揭露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密切关联；吴稚晖对国民性的丑陋之处进行了抨击；作为正宗“全盘西化论”的代表，陈序经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从而为其全盘西化的主张开辟道路。

　　以“东方文化派”“现代新儒家”“学衡派”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自然是自由主义西化派的对立面，他们在批判自由主义西化派的同时，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如梁漱溟的“新孔学”、张君劢的“新宋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等。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和批判相对温和。如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在科学、民主、个性发展等方面不如西方文化，但西方文化也有很多毛病，并且已经走到尽头，而重视生命、直觉、道德等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会复兴。又如冯友兰，大力提倡现代化，却认为中国传统的一些基本道德具有超越历史时空的普遍价值，无所谓现代化与否。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和批判上，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较为接近于自由主义西化派，但显然更为深刻，因为他们用历史唯物论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存在、发展、变动的经济根源。当然，他们的某些批判也有激进成分。而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以及创造转化方面，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比较接近于文化保守主义，二者都主张批判继承，主张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但马克思主义者的取舍标准更注重民主性和人民性，凸显了历史唯物论的底色。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正确的，也是我们今天所要坚持的。中国传统文化“一体两面”，其中的精华已经对中国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八荣八耻”之“八荣”，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富强、文明、和谐、公正、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都透露出中国传统价值理念的底蕴。我们要按照习近平同志的指示，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为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不懈努力。

　　（作者：李丹丹，作者单位：东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编自《学术交流》2018年第1期《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传统文化观》，中国社会科学网 颜兵/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