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毛泽东《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著作，《实践论》哲学思想既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脉相承，又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和古代实践哲学思想，通过具体生动的中国故事阐释、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实践论》中认识依赖于实践、为实践所检验并服务于实践的哲学思想对当代文艺创作有重要启示，当代文艺创作者应深入社会实践，以人民为表现主体，通过强调中国书写并融合中国传统元素，创作出更多表现时代风貌和引领时代风气的文艺作品，勇攀文艺创作的“高峰”。

　　关键词： 《实践论》；哲学思想；中国书写；文艺创作　

　　基金项目：本文系青岛市社科规划研究项目“习近平系列讲话语言艺术研究”（QDSKL1501035）、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项目“修辞学视角下的语篇信息控制研究”(J12WE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来庆彬（1970－），男，青岛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李玉琳（1970-），女，青岛市经济发展研究院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文化哲学、发展经济学。

　　在某种意义上，哲学是工具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毛泽东的《实践论》写于1937年7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颗明珠，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正确处理认识和实践关系的工具。〔1〕为批判和克服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样的主观主义错误，在阅读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以及对苏联哲学教科书学习借鉴的基础上，毛泽东撰写了《实践论》，一方面，用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另一方面，用来为当时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讲授哲学课程。〔2〕《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著作之一，〔3〕当今时代，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通过阅读《实践论》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经典著作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启示。〔4〕同时，我们也能认识到，《实践论》等经典著作中的诸多思想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原因在于历代的研究者们能够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秉承务实、创新、发展的科学理念，在解读和传承经典著作深刻思想内涵的同时，积极致力于挖掘经典著作的经世致用功能，使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能够跨越时代发挥其对现实的指导作用。同样，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而言，在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同时，应结合当今社会发展实际，不断丰富和创新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研究视野，让经典成为我们研究现实问题的出发点和方法论基础，让经典著作中的哲思和妙想成为我们今天用以推动各项工作发展的不竭源泉。

　　一、《实践论》的中国性格与当代文艺创作的中国书写

　　如前所述，《实践论》是毛泽东在阅读大量马列主义经典原著以及借鉴苏联哲学教科书基础上撰写的，《实践论》的哲学思想虽然与当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有着内在联系，但又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实践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由本体论转移到了认识论，由证明世界的物质性转向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提供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使之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思想具有了中国性格，〔5〕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化了的或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哲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既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论证，又通过使用真实、生动而又具体的“中国故事”来形象地阐释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哲学的现实有效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既具体又富于可操作性的中国化之路。

　　在论述实践过程涉及的认识发展的不同阶段时，毛泽东援引了延安革命生活中的如下具体事例：

　　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

　　……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做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6〕

　　通过考察团来延安考察的实例，毛泽东充分生动地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不是教条，而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和具体体现，考察团先生们通过对延安抗日革命生活这种社会实践多方面的考察，能够得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种正确的判断。

　　在长期革命斗争和文艺创作实践中，毛泽东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7〕毛泽东认为，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革命的文艺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8〕在当代，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生活日益丰富多彩，广大文艺工作者应该本着实践的哲学思想，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深入生产和改革，从生动、丰富的生活素材中，提炼并升华个性鲜明而又具普遍意义的艺术形象，进行现实主义的中国书写，在发挥艺术想象的同时，“脚踩坚实的大地”，通过为人民抒写、抒情、抒怀，让读者动心、灵魂接受洗礼。〔9〕唐朝的白居易有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10〕丰富的现实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源头活水，文艺应该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如火如荼的社会实践。我们以著名作家柳青的《创业史》为例，《创业史》描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共两部，第一部写互助组阶段，第二部写农业生产合作社阶段。《创业史》深度挖掘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底层群众的生活，抒写了他们自我奋斗、成长和完善的精神历程。〔11〕

　　在《创业史》第一部中，女主人公徐改霞是个内心美与外在美兼具的新型女性形象，柳青写道：

　　改霞的思想像她红润的脸蛋一般健康，她的心地像她的天蓝色的布衫一般纯洁。她像蜜蜂采蜜一般勤地追求知识，追求进步，渴望对社会贡献自己的精神力量，争取自己的光荣。对这个二十一岁的团支部委员来说，光荣就是一切。她简直不能理解，一个人在这样伟大的社会上，怎样能不光荣地活着。〔12〕

　　立足于小说创作所依据的广阔的社会实践背景，通过信手拈来的恰当朴实的比喻，柳青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了年轻徐改霞外在的美丽、内心的纯洁、理想的殷殷、追求的切切，塑造出生动感人的新型农村女性形象。“红润的脸蛋”和“天蓝色的布衫”折射出一种朴素的劳动之美，而《创业史》所描述的年代是我国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劳动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劳动美具有共同的美学特征。〔13〕诸多这种鲜明劳动者形象的塑造使《创业史》成为中国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社会变革和民众心理变化过程的史诗。〔14〕由此可见，柳青的创作忠实于现实主义，生活成就了他的创作。〔15〕《创业史》现实主义写作的例子也表明，杰出的作品是伟大时代的产物。〔16〕在当代中国，传递正能量和传递好中国声音是文艺创作的必然要求和当然结果，我们的文艺创作必须立足于当代丰富的社会实践，在当代美丽中国建设框架下，在中国梦追求的过程中，在加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基础上，凸显并展现对于优秀民族文化的自信，用生动的笔墨书写好中国故事，通过当代文艺创作的中国书写来反映和引领当代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念、文化精神和审美追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17〕。

　　二、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与文艺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

　　《实践论》的副标题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认识和实践的密切关系。毛泽东认为，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除了生产活动外，社会实践还包括阶级斗争、政治、科学和艺术等活动。人类的生产活动和认识逐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实践是第一位的，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具有阶级性和实践性，阶级性体现在为无产阶级服务，实践性体现在理论依赖于实践并反过来为实践服务。〔18〕

　　从上面《实践论》中认识和实践的辩证思想可以看出，毛泽东强调认识和实践三个方面的辩证关系。第一，实践决定认识。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普遍存在、严重影响中国革命的情况下，实践决定认识这种思想具有革命性的作用。一方面，《实践论》通过理论论证驳斥了只注重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拒绝中国革命经验的教条主义，强调要达到对中国革命和现状的正确认识，必须亲身参加中国的社会实践，实践的第一性应该是认识正确性的先决条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亲身的社会实践，就只能主观地瞎说一顿。〔19〕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才能成为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好的坚持和发展。另一方面，实践的深入程度和广度决定着认识的不同阶段和性质，在对事物片面、外部联系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必须深入到事物内部的本质，才能够全面理性地认识事物，从而达到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这体现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发展过程理论。〔20〕

　　第二，社会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实践基础上形成的认识经过概念、判断和推理上升到理论，理论致力于从事物的内部联系上把握事物的规律，理论性的认识是否是真理，必须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一方面，理论是主观认识和思想的升华，要想使工作得到预期结果，必须使自己的思想符合外部客观世界的规律性，从而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另一方面，实践高于理论认识，实践具有普遍性和直观现实性特点〔21〕，只有在社会实践中，人们基于个别事物所获得的主观片面性的初步认识，才能上升为全面普遍性的理论认识，从而达到个别和一般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第三，理论服务于实践。实践第一的观点不仅取决于认识来源于实践，而且取决于人们认识事物的目的性，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一方面，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人们的认识得到实践的检验，从而提升为规律性的理论。另一方面，只有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实践论》本身就是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并把实践经验上升为哲学理论，从而实现思想飞跃的结果。《实践论》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同时，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22〕

　　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与当代文艺创作密切相关。艺术活动是一种社会实践，〔23〕艺术创作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而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正如朱熹在《观书有感》中所言，“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丰富的社会实践是艺术创作者艺术思想和创造素材的来源。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当代文艺创作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等问题。〔24〕针对这些问题，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可以为当代文艺创作提供重要的参考，为我们勇攀文艺“高峰”提供方向指引和智力支持。

　　首先，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一样，艺术也有它的阶级性，艺术创作者首先应该解决艺术为了谁的问题〔25〕，这涉及到艺术观的问题，所谓艺术观是指创作见解，是创作者创作风格形成和成熟的标志。〔26〕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劳动着的人们，而劳动创造了美。〔27〕艺术创作者应该树立为广大人民群众创作的艺术观，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创作方向，反映好人民的心声，“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文艺不能在为了谁的问题上出现偏差，否则就会失去生命力。〔28〕

　　其次，解决写什么的问题。如前所述，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人民生活中存在着丰富的文艺原料矿藏，而过去的文艺作品只是流而不是源，〔29〕因此，文艺创作者要把生活的准备放在首位，积极地投入社会实践。人们之所以从过去的文学作品中仍然能够感受到生活气息并受到生活启示，“就是因为这些作品源于生活”〔30〕。文艺深植于生活，生活为艺术作品提供了描写的对象和讴歌的主题，生活又赋予作品人物以生动鲜活的语言和丰富多彩的情感，艺术创作者需要把人民作为表现的主体，以饱满的热情、优美的笔触、生动感人的形象，刻画当代最美人物和奋斗不息的人生。〔31〕

　　再次，让文艺代表时代风貌并引领时代风气。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能够服务并指导实践。同样，经过艺术创作者典型化的艺术加工，来源于生活的艺术则表现得“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典型化的文艺作品能够使人民惊醒、感奋，从而推动人民改造自己的环境。〔32〕因此，理想的文艺作品应该表现为，文艺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是对现实生活的抽象和升华，是现实生活的一种艺术表达，是与现实生活具有“不似之似”的一种艺术真实。但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当前的文艺创作现实是有“高原”缺“高峰”，这说明目前我们的文艺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生活实践，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但与当前的时代要求和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落差”。鉴于此，文艺创作者不能止步于文艺的“高原”，而是应当志存高远，精益求精，以前面提到的六个“更”为指引，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概，勇攀文艺创作的“高峰”。一方面，文艺创作者要广泛参与社会实践，不断进行文艺创新，在表现时代风貌和引领时代风气上面做文章，让文艺作品能够成为时代精神和追求的“史诗”。另一方面，要切实体现出文艺作品的人学特点，充分发挥文艺作品通过改造人们的思想而体现出的精神变物质的巨大力量。人民是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大众文艺要把握人民需求，创作更多人民喜闻乐见，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这样的作品不仅能温暖人心，而且促使人们对社会实践更加投入、对美好生活更加憧憬。〔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