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 2008年爆发的影响全球的资本主义危机已近十年之久。随着时间的推移, 此次危机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日渐彰显, 使世界上社会主义及进步力量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观点和主张得到实际的检验与支持, 也使长期以来政治理念和声音被忽视、被淹没的西方左翼人士大受鼓舞、深受教育。他们从不同角度对资本主义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审视, 其思考与批判愈加理性客观, 也愈加具有启发参考价值。

　　一、资本主义危机的认识维度:系统性危机

　　21世纪初在世界范围内爆发的这场危机究竟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系统性危机还是局部危机?西方左翼学者普遍认为, 这是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 而不是资本主义某个地区、某个领域、某个环节或某个行业的危机。

　　美国内华达大学教授伯奇·伯贝罗格鲁 (Berch Berberoglu) 就持这一观点, 他认为始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是一场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 而且是“持久和不可逆的”, “世界体系的划时代转型”将在所难免。资本主义除非进行彻底转型, 否则将无力扭转坍塌的局面, 那种认为资本主义总是在危机-复苏-繁荣中穿梭的理念在今天已然失效。威廉·I.罗宾逊 (William I.Robinson) 甚至认为此次危机可能导致资本主义体制 (system) 的终结, “21世纪资本主义危机在规模上是前所未有的, 是世界范围的, 生态退化、社会退化问题格外突出。”著名的世界体系分析理论创始人伊曼纽尔·莫里斯·沃勒斯坦 (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 也认为此次危机的爆发并不单纯意味着资本积累方式需要进行变化, 而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行将终结。这是因为“新的积累方式并不足以解决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三个结构性矛盾: (1) 增加工资, (2) 高成本的物质投入, (3) 增加税收。毫无疑问, 这些内容将削减利润率, 同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相矛盾。”克里斯·蔡斯-邓恩 (Chris Chase-Dunn) 和安东尼·罗伯茨 (Anthony Roberts) 对本轮经济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经济危机进行比对, 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危机爆发的时候, 利润不断下滑的体制矛盾和社会动荡是通过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而得以缓解的, 资本主义体系不断地将新的地区、新的人员纳入到该体系中来, 并且确立了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的资本积累机制。然而, 对于今天发生资本主义危机而言, 上述解决方案已经变得十分有限, 因而这预示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转型的时刻已然到来。”

　　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尼尔·弗格森 (Niall Ferguson) 的研究更为深入, 他在新著《大衰退:制度的衰退与经济衰败》中, 不仅认为资本主义危机是一场系统性的全面的危机, 而且从制度角度解读了资本主义危机发生的原因。他认为, 如果不从制度层面进行分析, 而单纯从现象层面去研究经济危机并找寻解决办法, 那终究只能开出一剂治标而不治本的药方。他坚信, “只有当我们的视角转向对制度的关注时, 才能触碰到衰退的本质”。因此, 他提出在分析资本主义危机时应更多关注制度的衰退, 而非经济的衰退。弗格森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持较为消极的态度, 认为西方现在已经陷入“静止性社会” (亚当·斯密语) , 引领经济的牵引力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变。在他看来, 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是资本主义法律和制度出现了问题, 当前出现的大萧条不过是大衰退的前奏。为了证明这一点, 弗格森分析了构成今天所说文明社会的四点核心性内容, 即“民主”、“资本主义”、“法治”和“公民社会”, 他形象地将它们比作“四个黑匣子”。它们彼此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 只有在协调运转的基础上才可能构建动态性的社会、良性的社会, 实现制度的有机运行, 相应的, 当出现问题时, 单纯驻足于表现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弗格森认为, 导致危机发生的原因是综合性的, 同时也是根本性的, 因而摆脱危机的举措也必然是大动干戈, 而非伤其肌肤即可轻松过关, 有必要在制度层面探讨原因、寻找对策。

　　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学者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审视虽然不是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大视野大格局中进行的, 却不约而同地给出了变革资本主义、推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转型的“良方妙药”。

　　还有一些学者, 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或认同资本主义制度终将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的发展趋势和解决方案, 但同样认为此次危机是一种整体的系统性危机。如:詹姆斯·佩特拉斯 (James Petras) 和亨利·维特迈尔 (Henry Veltmeyer) 认为此次危机是全面的系统性危机, 因为“这场危机涉及生态 (生产超出了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限度) 、能力 (需求的增加超出了客观的供给能力) 、食品 (人们满足最低食品需求的能力低于食物供给机制) 、系统的危机 (对榨取剩余价值无能为力, 而且意识到了利润的增长离不开资本的再生产) 。在这种情况下, 所实现的资本生产的重建不是依赖于先进的技术, 而是依赖于资本从工业方面撤出和转移, 同时加大对工人的剥削力度。这种剥削强度堪称是对工人所进行的一场抢劫, 与此同时, 还将目光转向对自然资源的剥夺性开采”。日裔美籍学者山村耕造 (Michael S.Koyama) 同样认为资本主义面临着“系统性危机” (systemic crisis) 的困境, 他深刻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危机的大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长期积累的种种困境, 如经济萧条、民主失灵、社会分化、环境灾难等。山村耕造提出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 同时也给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即进行第三次“系统性变革” (systemic change) 。“唯有通过这种‘箱外’ (outside the box) 操作的方式才能摆脱消费饱和的现状, 使经济保持较快的增长、获得足够的税收收入以保证社会投资、维系民主权利的有效发挥, 以及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那种单纯“通过税率变动、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以及市场监管来支持政府在经济领域中扮演更小或更大的角色”的“箱内”操作并不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困境和问题。山村耕造认为, 资本主义始终是所有制度中最具生产效率且是人们唯一可以接受的最平等的政治制度。因此, 他倡导“第三次系统性变革”, 其目的是为了通过这种“刮骨疗毒”式的手术来拯救资本主义, 而不是用其他制度替代资本主义。即使如此, 山村耕造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的危机以及现行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之局限性的分析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