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武海宝(1980-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博士后。江苏 南京 210023

　　内容提要: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资本经历了从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的形态转变,同时也经历了一个从区域性空间向全球空间拓展的过程。资本的这种“时空之旅”始终离不开国家权力的“守护”。由于不同时期资本积累逻辑的转换,资本与国家权力的结合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变化,即当资本力量弱小的时候,它寻求国家权力的庇护;当资本力量有所增强、建立起自己稳定的积累规则时,它开始限制国家权力;当资本力量由于日益集中而急剧增大、进而成为自身发展的限制时,它又会完全支配和占据国家权力,把国家当作它的避难所。资本与国家关系的这种演变逻辑预示着资本统治的日益成熟及走向衰亡。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资本/国家权力/全球市场

　　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一般被纳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或者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中进行研究。由于这种研究框架本身停留在抽象的一般性讨论的层面,因此没能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对二者的关系展开充分的考察。实际上,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逻辑,要对现代国家进行研究,首先必须立足于资本批判的基础上,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①,而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就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因此,这种分析将自然地使资本和国家都呈现出一种具体的历史形态。沿着这条逻辑线索,就产生了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具体地考察资本与国家关系的理论任务。马克思提出了这个任务,但遗憾的是他未能完成②。不过,在《资本论》等著作以及各类手稿、书信中,马克思还是对这一主题留下了虽然分散但却丰富而又宝贵的理论资源。如何深入挖掘这笔理论资源的内涵,同时吸收学界关于资本和国家的最新研究成果,深化资本与国家关系的研究,就成为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资本与国家的辩证关系

　　要考察资本与国家的关系,首先要理解二者关系的辩证性质。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来看,资本与国家的关系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国家的政治统治属性来源于资本关系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在分析生息资本与职能资本的分离时,曾把附着在封建领主土地上的司法和行政职能视为土地所有权的属性③。同样,在马克思看来,当资本替代土地成为支配社会生产的主要力量后,资产阶级国家不可避免地也要刻上资本属性的烙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所有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一样,是一种充满冲突与对抗的生产关系。要使这种冲突和对抗得以缓解,形成相对稳定的秩序,必须依赖一定的强制力量。资产阶级社会与其他阶级社会所不同的是:这种强制因素不再与国家权力直接结为一体,而是形成了二元分立,支撑资本主义剥削的强制权力不再归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所直接掌握,占有的要素和强制的要素分别被分配到一个私人占有者阶级手中和一个专门的公共强制机构即国家机器手中④。由此可以看出,资本虽然与国家权力实现了分离,但仍然稳定地依赖着或支配着国家的强制力量。资产阶级国家具有的政治对抗性质并不是自身固有的,而是来自资本关系的内在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说:“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⑤既然国家的政治统治属性是从生产本身生长出来的,那么它就不可能反对它所依赖的生产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是一个天生的保守派。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本国状况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⑥这种经济必然性,在资产阶级社会就是资本积累秩序的内在要求。资产阶级国家不是外在于资本的东西,而是资本统治的政治形式和固有属性⑦。

　　第二,国家作为公共权力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国家产生于社会矛盾的对抗,但又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成为社会公共权力的代表。正是这种公共权力属性赋予了国家一定的能动性和相对的独立性。这种能动性和独立性首先体现在国家是整个统治阶级普遍利益的代表上。资产阶级内部是由各种特殊的利益集团组成的,这些利益集团在竞争规律的强制下,彼此对立。但是,在整个无产阶级面前,资产阶级拥有着共同的普遍的利益。因此,资产阶级是作为一个阶级来统治的,国家作为公共权力只能是资产阶级共同利益的实现形式。同时,国家的公共权力属性还意味着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代表社会整体的利益。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国家在不同的资本家派别利益面前,不仅要扮演全体资本家的角色,而且还必须考虑到居民的普遍利益……国家应当消除这三方面的利益(资本家个体的利益、资本家整体的利益、居民的普遍利益)之间的界限。”⑧在国家面前,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意志都是特殊意志,只有国家意志才是普遍意志,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正是因为这种公共权力的普遍覆盖性,资产阶级才能利用国家有效地行使自己的阶级权力。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把国家理解为不同阶级力量之间的契约⑨。这种对于各阶级特殊意志和利益的超越性,赋予了国家一种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使国家成为一个有着内在“尊严”⑩并自主地追求着自身合法性的实体(11),虽然这种合法性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统治阶级特殊利益的侵蚀。

　　以上,我们还只是在抽象地讨论资本与国家的关系。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历史使命是创造全球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它本身包含着时间和空间两个现实的维度。从时间维度上说,资本形态经历了一系列演变,从最初的商业资本逐步发展到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以至最后的国际金融资本;从空间维度上说,资本并不是一步就创造世界市场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从区域性空间向全球空间拓展的过程。在资本的这种“时空之旅”中,国家始终扮演着重要的“守护”角色,尤其在空间的拓展上,国家甚至扮演着决定性的力量。因此,要深化对资本与国家关系的理解,本身也需要经历一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结合世界历史的演进而展开。下面,我们就对资本与国家关系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演变做一梳理。这种梳理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以作为决定因素的资本形态在历史上发生的“质变点”为线索而展开,以理清资本形态演进的内在逻辑;二是注重从每一种资本形态的特有属性及其引起的社会对抗上来引出国家权力运行逻辑的一般特点,同时注重阐述国家权力在维护资本积累和社会整体利益方面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在对立统一中叙述资本逻辑与权力逻辑的现实互动过程(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