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韩蒙,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随着社会贫困问题的发现与法国社会主义思潮的涌入,包括魏特林、赫斯、恩格斯等在内的德国激进左翼开始探索社会主义的德国化道路。在这一德国化语境中,马克思突出了反思黑格尔法哲学的两个“问题意识”,并在寻求社会主义“理论论证”的过程中,提出了“社会解放”逻辑。因此,从法哲学逻辑走出的马克思,在吸收当时德国社会主义者思想养分的同时,也在哲学起点上越出了既有范式,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探索“社会主义的哲学原则”与“哲学的社会主义实现”,从而为之后直接面对与批判英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确立了最初的方向。

　　关 键 词:贫困/社会主义/德国化/法哲学批判/社会解放

　　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哲学变革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这是传统研究中仍旧缺失的部分。相较于从哲学的单一线索,即从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关系视角厘定马克思哲学,近年来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思路已经获得了深入阐发。然而在总体思想构架中,社会主义思路是不在场的,仍被定位于“思想来源”而处在哲学视域之外。实际上,凸显社会主义语境将为厘定马克思哲学探索、批判与变革的问题域、思想型提供新的理论空间,同时也能更准确地界定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哲学理念,更完整地呈现其与英、法、德社会主义的思想互动与内里差异。其中,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就是在面对社会问题、费尔巴哈哲学与德国化社会主义的复合语境中完成的,从而为确立其社会主义理念奠定了最初的哲学起点。

　　一、社会主义的德国化语境:“贫困”的发现与“社会主义”

　　自19世纪30、40年代起,通过对英国、法国、德国社会经济状况的认识,德国知识分子开始直面现代社会中的贫困问题,反思德国社会现代化的特殊道路; 同时在这一时期不断接触到“早期法国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个意义上,“德国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基于外来文献资料和概念框架的‘发现’”①。

　　从现实层面来看,由贫困引发的“社会问题”以及“富人与穷人之间的普遍对抗”或潜在的“社会革命”逐渐成为欧洲知识分子的思考维度。②由此,当时德国的社会观察者、新闻工作者、知识分子也越来越注意到德国下层群体的窘境,“无产者”现象的普遍出现成为新兴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个社会后果。③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曾指出:市民社会中存在着“财富过剩”与“贫困匮乏”的“辩证法”,所以“怎样解决贫困,是推动现代社会并使它感到苦恼的一个重要问题”④。黑格尔的学生甘斯更为直接地指出,“在那里你将看到成百上千的男人和女人,忍饥挨饿、惨不忍睹。他们牺牲掉健康和生命的欢愉,换取的仅仅是生活必需品。人们像动物般被剥削,否则他们只能选择饿死,这难道不是奴隶制?未来的历史将一次次论及无产者与社会中间阶层之间的抗争”⑤。深受巴贝夫共产主义影响的魏特林则指认:劳动者们“从早到晚、年复一年地劳动”,但是“大多数却缺乏最必需的食物、住宅和衣服,分享物质福利最少的却恰恰是那些汗流浃背地辛勤劳动取得这些物质福利的人们”⑥。而密切关注德法社会问题的赫斯也指出过:“德国思想家所操劳的、法国人群情激昂的事情是贫富悬殊,金钱贵族和赤贫的矛盾。”⑦

　　在理论层面,1840年前后“共产主义”成为描述这时法国日益涌现的社会运动和革命的流行词;而随着施泰因《当今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1842年在德国的出版,德国左翼也展现出了对法国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浓厚兴趣,这其中就包括海涅、赫斯、格律恩、恩格斯、马克思等人,初步形成了“具有德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⑧;与此同时,蒲鲁东于1840年出版的《什么是所有权》一书,更是为德国社会主义者激进化地使用费尔巴哈哲学、批判私有财产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其时,在探索社会主义德国化的道路上并列前行的重要人物包括魏特林、赫斯、恩格斯与马克思。被视为“德国共产主义创始者”的魏特林在1838年和1842年分别完成了两部代表作:《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与《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与当时“青年欧洲”、“四季社”等秘密组织不同,魏特林为“正义者同盟”制定的纲领,一方面继承了法国共产主义者巴贝夫、布朗基的革命立场,并祛除了后者的“秘密结盟”的恐怖形式;另一方面,通过号召无产阶级作为独立阶级的革命活动,批判社会贫困的根源,为无产阶级指明如何实现共有共享的“大家庭”,而不仅仅是建构一种新的“社会体系”。这是魏特林与傅立叶、圣西门社会主义、欧文共产主义的不同。与此同时,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赫斯所代表的是另一种德国化方案即“哲学共产主义”。赫斯在1837年匿名发表了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处女作——《人类的圣史》,此后又在《莱茵报》上陆续发表了多篇关于德法比较性分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文章,包括《德国和法国的中央集权问题》、《谈谈英国面临的灾难》等。基于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中的“类”概念,赫斯提出了作为人的本质的“社会”概念;并且指出,面对长久以来的贫困根源之谜,德国人对这一切冷静思考,而法国人则“为傅立叶、圣西门的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而欢欣鼓舞”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