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出,对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宣扬的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自由与平等的观念形态所进行的法哲学批判,以及对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现实形态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最终构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坐标系:坐标系的原点为“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生产”,横坐标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纵坐标为“家庭、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马克思的这一双重批判,其目的在于把资本主义社会定格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坐标系中具有独特特征的特定阶段,从而解构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作是自然的、永恒的规律的神话,同时驳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关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的愉快想法。因此,对马克思来说,关键在于:一方面,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存在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矛盾的客观事实进行实然性分析,指出资本是“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另一方面,他要站在劳动者价值诉求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存在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内在矛盾所造成的现实必然性予以道德的应然性的价值判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使得劳动者得以“觉悟”:“认识到产品是劳动能力自己的产品,并断定劳动同自己的实现条件的分离是不公平的、强制的,这是了不起的觉悟。”由此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坚持了事实(资本作为统治劳动的权力)与价值(劳动反对资本权力的统治)的统一,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资本权力理论。其意义在于:一方面,资本权力理论透视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即资本的占有者是如何在资本主义国家所规定的自由与平等的“普遍性尊严”中占有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掩盖他们的自私利益这一事实;另一方面,资本权力理论激发了无产者形成整体的无产阶级意识的“觉悟”——“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即从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通过革命推翻资本的统治,实现人类的解放。

　　一、资本权力的多维展现

　　最初,马克思是把资本看作一种支配劳动的经济权力而提出来的。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I中指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强调资本与劳动之间不仅仅是一种对立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关系、能动关系上的对立,即矛盾关系。当然,对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实质,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作过多的阐述,只是笼统地把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看作是互为因果的关系。而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重点考察了如下关系——“雇佣劳动对资本的关系,工人遭受奴役的地位,资本家的统治,”认为“这种经济关系既是资产阶级生存及其阶级统治的基础,又是工人遭受奴役的根由”。他指出,劳动力并不一开始就是商品,劳动并不一开始就是雇佣劳动,只是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劳动力才同资本进行交换从而成为增加资本交换价值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成为雇佣劳动,而积累起来的活劳动才成为资本。“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因此,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内在的能动的生产关系。那么,这种内在的能动的关系的发生机制是怎样的呢?在马克思看来,就在于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体现为交换价值关系。工人出卖自身的劳动力从而得到维持自身生存的生活资料,而资本家通过工人的活劳动来保存并增大自身。

　　马克思把资本看作是支配劳动的经济权力,这一思想源于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把私有财产看作是支配政治国家的政治权力。针对黑格尔把长子继承权描写成政治国家对私有财产的权力这种倒果为因的做法,马克思强调长子继承权作为独立自主的私有财产“是抽象的私有财产对政治国家的权力”,“政治国家对私有财产的权力……是私有财产本身的权力,是私有财产的已经得到实现的本质”。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明确把私有财产看作是政治制度的保证。私有财产从政治国家的层面上讲是一种政治权力,这种政治权力维护的是私有财产本身的利益。马克思的这一认识,根源于“莱茵报”时期他撰写的《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这使得他在市民社会(私人利益)与政治国家(政治权力)关系问题上产生了“苦恼的疑问”。他之所以“苦恼”,直接原因在于黑格尔的伦理国家思想在他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这在他撰写的《〈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得到了直接印证。社论中他以黑格尔式的口吻讲道,应该“把国家看作是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希望以黑格尔的伦理国家思想来解决市民社会内部个体成员之间利益冲突的问题,但残酷的现实社会生活击碎了他的这一梦想。在他看来,莱茵省议会通过的禁止农民到林地里去捡枯树枝的“成文法”违背了穷人维持生计的“习惯法”,国家政治权力沦为私人利益的守护神。在日后的“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把资产阶级国家宣扬的自由、平等、财产、安全等人权看作是利己主义的私人利益的权利,指出资产阶级政治解放虽然打倒了封建统治者的权力,但是它所造就的政治共同体在实践中不是实现所有人的“平等”而是维护私人利益。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在政治权力方面的本质予以了揭示,指出作为资本所有者的资产阶级“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更为巧妙的是,资本为了行使它的经济与政治权力,在文化上借助于抽象的自由与平等的普遍性原则来教化并统治人们。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最终所确立的“物的依赖关系”基础上的人的相对独立性所涵盖的自由和平等的观念日益抽象化和永恒化,并且统治着人们的头脑。“个人现在受抽象的统治,而他们以前是相互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而关于这种观念的永恒性即上述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的信念,统治阶级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来加强、扶植和灌输。”这就是说,作为资本所有者的资产阶级通过交换价值的交换把自己的特殊利益隐藏在所谓的普遍利益之中的同时,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变成物与物的关系,从而把作为不同质的商品(物)之间的交换尺度的抽象的人类劳动作为平等的自由意志的意识符号而被永久地固化在人们的头脑之中,形成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言的“物化”意识。这种“物化”意识日益深入人心,正如蒲鲁东等法国社会主义者受资产阶级辩护者蒙蔽,停留在最简单的经济关系上用纯粹抽象的思维来论证自由和平等那样,天真地认为交换与交换价值在概念上是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交换价值不会发展成为资本,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不会发展成为雇佣劳动。就此而言,资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讲又是支配和统治人们尤其是劳动者的一种文化权力。而这种以自由与平等为原则的文化权力,作为在经济上占支配地位从而在政治上也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会千方百计地强化灌输,从而在全社会形成文化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