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籍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Amin)是当代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家政治经济学家和活跃的左翼社会活动家,目前担任着“第三世界论坛”(ThirdWorldForum)理事长和“替代世界论坛”(WorldForumforAlternatives)主席的职务。阿明在国际左翼思想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近年来他积极参与并领导了世界范围内的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探索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社会运动,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一、阿明思想的主要内容

　　由于阿明的理论生涯在一定程度上贯穿着批判全球资本主义与探索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主题,因此他的《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即本文所简称的《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危机》《自由主义病毒/欧洲中心论批判》等著作为读者了解阿明的学术思想,尤其是他的资本主义理论、全球化观点和社会主义方案提供了准确、连贯而又简洁、明晰的文本。

　　1.根据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和特征,阐述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两极分化形态

　　在阿明看来,虽然世界范围内的区域不均衡发展向来存在,但直到资本主义出现,两极分化才真正具有世界性意义,并且成为现代历史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必然导致两极分化。通过考察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演进过程,阿明论述了现代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连续形态:(1)1500年—1800年间属于重商主义形态。这一时期商业资本集中于大西洋附近的中心国家,也可以说是全球化的“地中海世纪”(王逸舟:《全球化背景下的第三世界——萨米尔·阿明访谈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2期),它主要是通过开发美洲和奴隶贸易来进行商业资本的积累。(2)1800年—1945年属于所谓的古典模式。它起源于产业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形态。这一时期不仅形成了中心国家的核心产业体系,构建了以民族资产阶级国家和国家自我中心体系为两大特征的资本主义基本形态,而且将日本之外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改造为外围国家,从而扩大了外围国家的范围,改变了这些国家参与世界劳动分工的方式。(3)1945年—1990年间,由于外围国家的工业化和民族解放运动以及自我中心的国家生产体系的瓦解,上述资本主义基本形态的两个特征不断弱化,表明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5年,尽管世界不同地区的冲突不断,但出现了普遍性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或称为“繁荣时期”;1975年开始进入“危机时期”或称为“混乱时期”,并一直延续到1990年。(4)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体系的均衡状态最终崩溃,出现了以新的两极分化为特征的新秩序或者说“全球无序”。这是因为,与全球生产体系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组织尚未出现,亚洲和拉丁美洲等新兴外围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与全球增长之间没有形成协调关系,非洲等外围国家没有发展出有竞争力的工业体系。

　　如果说与产业革命时代的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是民族国家的崛起以及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体系和均衡秩序的建立,那么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日益发展,民族国家以及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旧世界体系正在逐渐衰退。究其原因,阿明认为,一个国家在全球等级体系中的地位是由它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所决定的,这种竞争力不能以所谓的“市场客观规律”的标准来评价,而是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他进而概括了世界体系的中心区所具有的“五大垄断力”,即技术垄断、对世界金融市场的金融控制、对全球自然资源开发的垄断、媒体和通讯垄断以及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中心区国家通过控制、操纵这五大垄断力量而限定了当前全球化价值规律的运行框架,一方面降低了外围国家生产性劳动的价值,另一方面高估了中心区国家运作新垄断力的预期附加值,其结果就是产生新的两极分化的等级秩序。

　　2.立足于资本积累的全球化视角,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

　　自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20世纪80年代喊出“别无选择”(“ThereIsNoAlternative”,简称“TINA”)这一口号以来,它俨然已成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代名词。新自由主义者在世界范围内不遗余力地推广这一话语。他们声称,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民主制度都是唯一的、最好的选择,是全球化的最终出路。日裔美国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则是对这一主张的全面论述。阿明在书中多处对此作出了回应。首先,阿明辨析了资本主义扩张与发展这两个概念。他认为,资本主义扩张是资本积累的单边逻辑所导致的抽象趋势和历史事实,而发展本质上是意识形态性质的,是指人们按照自由、平等、人类解放或效率等预先设定的标准去评判结果(〔埃及〕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丁开杰等译,李智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页)。或者说,“发展的概念是建立在社会计划(不限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计划)、价值取向、世界体系中的国家地位基础之上的”(〔法〕马马杜·阿尔法·巴里等:《萨米尔·阿明谈全球化与“脱钩”》,徐拓编译,《西亚非洲》1998年第5期)。这一看法,体现了阿明对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和意识形态(在《自由主义病毒》一书中,阿明集中批判了自由主义的起源、社会观、准理论依据以及所遇到的挑战(参见〔埃及〕萨米尔·阿明:《自由主义病毒/欧洲中心论批判》,王麟进、谭荣根、李宝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及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话语的拒斥、对于社会发展和人类发展等目标的关注以及对于民族国家独立主权的重视。实际上,阿明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扩张所造成的两极分化已经表明:资本主义扩张逻辑下的全球化,尤其是它对外围国家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都离发展概念所预设的目标,如充分就业和收入分配平等相距甚远。其次,通过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原因,阿明驳斥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和方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市场开放会刺激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最终会使包括工人和底层民众在内的所有人获益。这就是所谓的“涓滴效应”。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逻辑,只需要把国家当作市场来管理,遵循开放市场、自由贸易的原则,减少对资本流动的干预,就能够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此,阿明指出,中心国家凭借五种垄断力量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和现实有力地驳斥了市场自我调节这一纯粹的自由主义乌托邦。他指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体系;如果没有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内容,它的经济是不可想象的。直到最近,资本主义的扩张都建立在决定再生产和积累的空间同它的政治及社会管理空间之间的一致性关系上:中心民族国家的空间影响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埃及〕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丁开杰等译,李智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页)他还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其原因主要在于他称之为的“三大事业”“三个子系统”“三种标准模式”或“三大支柱”的因素,即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由于劳资关系妥协而实行的福利国家和福特主义政策、在东方国家实行的苏维埃化以及亚非拉万隆集团中的不结盟国家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进程。这些相互补充的因素都是政治发展的产物,是对资本单边逻辑的抵制,由此而创造的权力关系明显有利于工人阶级。正因如此,阿明批评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组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长期以来实施的政策和新近提出的经济管理方案。他认为,这些国际机构在自由贸易之类的说辞的伪装下,不遗余力地为过剩的短期资本寻找新的替代性投资途径,实际上维持了占主导地位的跨国垄断力量对市场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