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龚兵,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张允熠,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4

　　内容提要:明末清初的东学西传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历史前提,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综观四百年来中西学会通与融合史,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人类一切优秀文化的继承者,其中国化进程同时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转换,转换方式是通过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并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改造中国固有的民族哲学,然后融汇成一种指导中国社会实践的新的理论形态。而今,这种转换的进程并没有终止,而是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展,随着世界文明的不断进步而进步。展望未来,我们务必要秉持“文化自信”,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推向一个更新、更高的发展阶段,以适应中国社会实践日新月异的变化对理论的需求。

　　关 键 词:中西融通/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标题注释:上海市高校高峰高原哲学学科建设计划项目、国家社会科学重点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阈下‘中西马’哲学的互动与主流研究”(项目批准号:13AZD022)。

　　在中国历史上,以儒释道为主干的中国传统哲学与基督教的东方教派(景教)在唐代便开始了接触,但这种接触在中国几经中断,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中西学之间真正交流并相互影响是在明朝嘉靖以后,本文的论述即从此时开始。

　　一、四百年来中西学之间的会通与融合

　　1.鸦片战争以前中西学之间的会通与融合

　　16世纪末,正值我国明末清初之际,耶稣会士怀着向东方“传福音”的巨大热情来到中国,其中为大家所熟知的有利玛窦、艾儒略、龙华民、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人。他们一方面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如古希腊哲学、基督教和几何学等,另一方面也把以儒释道为主干的中国传统哲学输入西方,成为形成17-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的重要因素。譬如,在金尼阁编著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就向西方人介绍了中国的政治体制、风俗人情以及中国的哲学和宗教等。同时,利玛窦用拉丁文翻译了《四书章句集注》,金尼阁用拉丁文翻译了《五经》,殷铎泽和柏应理等人著《中国哲学家孔子》,钱德明著《孔子传》和《孔子弟子传略》,汤尚贤撰《易经注》,等等。此外,来华耶稣会士还通过书信向西方传播中国传统哲学。正如梁启超曾指出的那样,在鸦片战争以前,“原来中国几千年所接触者——除印度外——都是文化低下的民族,因此觉得学问为中国所独有”。[1]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承认,在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的考试制度和儒家伦理观给欧洲留下的印象,较之欧洲的科学和数学给中国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2]所以,这一时期中西学之间的会通与融合主要由西方人来完成。此时,西方文化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吸收而绽放光芒,正如法国学者莫里斯·罗班所言:“在古代欧洲和启蒙时代的西方,中国简直无所不在。”[3]以下,我们将通过这一时期西方文化巨擘的观点来开显这一史实。

　　第一位是莱布尼茨。莱布尼茨终其一生与耶稣会传教士保持联系,他编纂过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报告,在1687年就阅读过殷铎泽和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看到了书中关于易理和易图的介绍,后来又从法国传教士白晋那里获得了宋代邵雍的先天象数学,并受此启发创立了二进制算术。另外,他所开创的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直接源头。

　　第二位是斯宾诺莎。斯宾诺莎是笛卡尔学派的重要传人,莱布尼茨跟他有交往,并接受过他的影响。康德曾指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受到过老子的影响。[4]黑格尔说:“斯宾诺莎作为一个犹太人,完全抛弃了存在于笛卡尔体系中的二元论。他的哲学在欧洲说出了这种深刻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精神,无限者与有限者在神中合一,而并不把神看成一个第三者,乃是东方的流风余韵。东方的绝对同一观被他采取和纳入了欧洲的思想方式,特别是欧洲的哲学,尤其是直接纳入了笛卡尔的哲学。”[5]值得注意的是,斯宾诺莎少年时代的家庭教师就是一位耶稣会士,这对他的影响可能是终身的。

　　第三位是莱布尼茨的大弟子沃尔夫。沃尔夫是继莱布尼茨之后在德国文化土壤中传播中国传统哲学的又一巨匠。他所发表的《论中国的实践哲学》演说使他丢掉了哈勒大学校长的职务,且差一点被处以极刑;20年后,他又一次发表了歌颂中国的文章——《在一个哲学家做王的国度里人民的幸福生活》。沃尔夫的思想在莱布尼茨去世后统治德国思想界达半个世纪之久,对德国近代哲学影响极深,康德就出自他的学生舒尔茨的门下,换言之,康德是沃尔夫的再传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