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晓元(1977- ),女,吉林白城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2011级博士研究生;张澍军(1950- ),男,吉林扶余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春 130024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基础和条件深受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规约,传统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方式是用实践经验弥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不能高度融合的缺陷,这就遮蔽了两者的通约性和互补性,封闭了两者进行理论对话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纵深发展需要融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需要正确处理主流文化的一元性与中外文化的多元性之间的关系,在东西方多元文化的竞争过程中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主导地位,确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既具有本土的民族特色,又具有面向世界的开放性的理论品质。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超越重构

　　标题注释:本文为2016年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重点课题“新时期高校突发事件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阶段性成果。

　　理论与实践创新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问题。如何在“中国情景”中夯实马克思主义的本土经验从而增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生动力,并使之不断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是学术界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焦点之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首先应立足于实践创新,应关注时代问题解决时代问题,就是‘即事求理’‘即器见道’。”[1]在实践创新方面,学者主要关注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成逻辑及其传播模式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紧密结合的过程,又是摆脱教条化理论与实践模式的过程”[2]。此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自身的科学性、理论范式及不同时期形成的理论成果等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比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普遍性与中国国情特殊性的有机结合,其抽象的理论表述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3]。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是否可能存在一种原生思想力量能够承担起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对话交流?针对这一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问题,本文从马克思思想的原点出发,分析了马克思思想及其主义化之后的理论体系的保守性,并进一步分析了中国语境下重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可能性。

　　一、问题的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中国基础”

　　马克思主义不能简单移植到中国问题上来,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进行理论与实践创新的理论基础是否稳固,是否能够肩负起中国传统与现代文明碰撞所产生的历史转向,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与社会传统,但现代工业文明的全球化打破了这种状态,中国在物质生产方式上的落后催生了中国人思想上的危机感,并由此产生了中西之间长期的理论纷争。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应急思想被用来改造中国。但当时的中国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欧洲社会,欧洲在近代资本改造下形成了具有类型特征的思想方式,并以主义形式固化为绝对真理,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马克思最关心的并不是理论上的解释力,而是资本作为一种物质力量能否被人的主体性所用,“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因此,马克思对欧洲社会的思考带有深刻的资本印记,比如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理论的建构就是建立在资本通约的基础之上,并由此引申出了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可按资本规则置换的基础概念。但是资本本身的通约性并不必然构成资本家与工人阶层之间的冲突,这是因为资本的合法性并不足以影响个体主观意志的认同,事实上,这种通约是建立在资本内部各要素之间的比例约定上,“资本不能用‘是什么’来说明,它的合法性在约定中,在比例关系的制定上,在使用的便当和有效性上,而且评价这种比例关系和有效的依据并非完全在经济学范畴的支配中,而且是与整个文明体系的演进方向有关”[5]。因此,马克思是基于欧洲近代社会所释放出的资本生产方式所给予的社会公正尺度的考察,并根据这种考察来判断资本效率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对立性,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适用领域应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较成熟的地区,当时他所理解的世界应当是欧洲资本主义世界,而非亚非拉等前资本主义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在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大规模扩张时期,被动参与到由资本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广受欢迎,是因为其本身所具有的反抗资本压迫的精神与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产生共鸣,特别是中国深受帝国主义侵略所产生的民族情绪比较容易获得被压迫者身份上的价值认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显学。但是,我们需要看到,这种精神气质上的相似性并不能弥补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在经济生产方式上的短板,因为近代中国无论是在思想层面还是在社会经济形态方面都没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坚实的基础。事实上,由于中国资本形态及其生产方式具有先天不足的劣势,当时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在中国找到落地生根的土壤,相反,在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双重挤压下,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分裂,即马克思学说的资本论与社会革命论在中国出现了冲突,“1921年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党对中国国情做出了错误判断,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革命就是打倒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而没有提及对中国危害最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6]后来,缺乏经济基础的社会革命理论与中国带有民族主义特征的政治运动相结合,不仅没有实现中国政治的现代化,而且这种带有盲动特征的政治革命从根本上破坏了近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所需要的社会秩序和思想多元性。比如,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理论在其进入中国的早期阶段并没有引起革命党人的重视,原因在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在规模上的劣势导致了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对近代中国的经济矛盾缺乏解释力,加之,在引进西方学说方面的实用主义工具心态,使得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学说在很大程度上被当时各种势力用以改善自身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