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开始接触张之洞文献。在多次使用王树柟编写的《张文襄公全集》过程中发现有些错漏，产生补遗想法。我的目标是编一本比它更齐、更便于使用的全集。经过多年酝酿，将这个目标具体为六句话：文献求完备、编次求有序、版本求真实、校勘求精审、断句求准确、校注求简约。对于这六句话的内涵，我又设置了具体目标。以版本求真实而言，规定版本互校严守以下准则：凡有档案本者，以档案本为准；未见档案而刊于《京报》者，以《京报》为准；凡有碑刻者，以铭文为准；凡有张之洞手迹者，以手迹为准；凡有经张之洞审定的版本，不用其他版本。

　　为了求真，我费了不少精力。举如下四事为例。

　　四次入川得一拓片

　　1983年5月4—6日，我受邀参加四川省经济史学会在成都举行的成立大会。会后，与西南财经学院（今西南财经大学）李运元教授在茶馆“摆龙门阵”。他说，张之洞在四川任过学政，留下《创建尊经书院记》。1902年，清廷下诏“废科举，兴学堂”，川督奎俊奉旨将四川中西学堂和尊经书院、锦江书院合并，组建四川大学堂，此即今日四川大学。此碑当在川大校内。我知道此碑文已载入《张文襄公全集》，今知此碑仍在，便想与现存碑文校对。

　　1985年，因编写《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我再次到成都。此行，拜托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方健和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谢忠樑找《创建尊经书院记》碑。他们告知石碑已经找不到，但有拓片。我便退而求其碑文拓片。1987年，为上书定稿，我第三次来到成都。刘方健教授送了我一本书，里面收录《创建尊经书院记》一文。他说，此文根据拓片整理而成。我未亲眼看到拓片，仍不放心。2004年第四次入川，到成都参加中国经济史学会年会。动身之前，给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谢放（他是张之洞的研究者）写信，希望他帮我查找《创建尊经书院记》碑文拓片。会议期间，谢教授将碑文拓片送给我。经过比对，发现此拓片与王树柟《张文襄公全集》所载有一字不同。我将拓本交给编者鲁毅教授，请他再作校对，他也确定了这个字的不同。王本“诸生问曰：此可以祛不学之病矣”中的“病”字，拓本作“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