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近年来,在国内宋史的学术研究中,内藤湖南等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一直是无法回避的热门问题。对此,有学者提出,深化对于唐宋变革的理解,应当反思和扬弃这种“唐宋变革论”,特别是提出中国学者自己的唐宋变革的定义和理论。1934)提出的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始而后演化而成的“唐宋变革论”(又称“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说”等)。学者认为,探讨唐宋变革,言必称内藤湖南、“唐宋变革是个筐,一切变化往里装”的将唐宋变革的范围无限放大的偏向,需要加以纠正。此前在探讨唐宋变革时,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学者所采用的唐宋对比法,在凸显更革的同时也存在忽略延续的弊端和局限性。
关键词:唐宋变革;日本学者;宋史研究;湖南;中国历史;假说;反思;改革开放;中国学者;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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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国内宋史的学术研究中,内藤湖南等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一直是无法回避的热门问题。不过,这种本是假说的学说,在我国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却被当成不证自明的“公理”。对此,有学者提出,深化对于唐宋变革的理解,应当反思和扬弃这种“唐宋变革论”,特别是提出中国学者自己的唐宋变革的定义和理论。
中国古代学者已意识到唐宋变革
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动时期。这一时期的种种变动,逐渐被概括为“唐宋变革”。对于唐宋之际社会变革的讨论,有两条主线索。一条是南宋以来到20世纪中国本土学者对唐宋之际或唐宋之间的社会变动的认识;另一条是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提出的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始而后演化而成的“唐宋变革论”(又称“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说”等)。
一般认为,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最早形诸文字是在1909年,见于内藤湖南本年讲授中国近世史课程的讲义的绪言:“近世史应从什么时代开始,当说是宋代以后。”而这一假说的集中、完整的提出,则是他于1922年发表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内藤湖南强调,发生于唐宋之际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学术文艺等方面的变革,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性转变。自提出以后,“唐宋变革论”经过内藤湖南的弟子的完善,又曾对国际宋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曾引起过热烈的争论。
不过,意识到唐宋之际存在显著差异的,并不从内藤湖南开始。一些学者表示,中国学者对此问题的认识不能被忽略。
南宋史家郑樵在《通志》已有这样的记载:“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张邦炜介绍,在中国古代学者中,在郑樵之前有沈括,在郑樵之后的如胡应麟、顾炎武等人对唐宋变革均有所洞察。20世纪前半期,近代学科体系建立以后,我国主张唐宋变革的史家甚多,或可以夏曾佑、吕思勉、钱穆等人为代表。20世纪50—70年代,我国学者也有自己对唐宋变革的观点,且与日本学者明显不同。
深化研究或当走出“唐宋变革论”
实际上,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上世纪80年代才被正式传入我国。《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的中文翻译,1992年才发表于《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一书,也并非一经传入即被广泛接受。然而,自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唐宋变革论”被一些国内学者作为讨论宋代问题的出发点,内藤湖南的这一假说被视为“公理”,甚至出现了泛滥化趋势,还衍生出一系列新的“变革论”。学者认为,探讨唐宋变革,言必称内藤湖南、“唐宋变革是个筐,一切变化往里装”的将唐宋变革的范围无限放大的偏向,需要加以纠正。
多位唐史、宋史的研究者,都对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进行了深入讨论。其中,教育部长江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华瑞认为,搞清“唐宋变革论”的由来和发展对于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提高唐宋史研究水平乃至客观评价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的历史意义很有必要。2010年,他主编的收入12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一书出版。
今年在上海举行的“新视角·新方法·新观点——宋史学术前沿论坛”上,李华瑞提出,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叶。他告诉记者,“翻过这一叶”,是指这种“唐宋变革论”作为一个过时的旧的分期法,在国际学界已基本被扬弃,而目前在国内却仍在不断被炒作,实际上对唐宋史研究已无法起到推进作用,反而导致乱象丛生。
在他看来,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实质上是一种历史分期理论,主要是按欧洲的分期方法划分中国历史。但其对宋代社会性质的定性并不符合中国历史。因而,翻过这一叶,就是要建构中国学者的唐宋分期理论。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罗祎楠也表示,“唐宋变革论”源自20世纪初期现代化浪潮对中国历史中现代性的反思,实际上是使用西方的历史、观念和文化来理解中国的问题。这就决定了其必将受到理论创建者所处的学术背景的影响。
以过程论理解唐宋变革
新世纪以来,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是提高唐史、宋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在学术界逐渐成为共识。学者认为,将唐宋变革等问题的探讨推向新的阶段,需要在已有的史学研究基础上,基于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反思已有研究方法和视角,采用更为科学的理论与方法。
李华瑞还表示,改革开放前,总体而言,我国的宋史研究力量较弱,水平也较低;而改革开放以来迄今已近40年,国内宋史研究已取得长足的进步。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宋代历史研究各领域的积累与成果颇丰,已具备提出自己的唐宋变革理论的各种条件。
张邦炜认为,唐宋变革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论题;“唐宋变革论”又各式各样,很难简单地以是“对”还是“错”一字来蔽之。
他还反思道,过去研究中的唐宋断裂化的偏向需要纠正。此前在探讨唐宋变革时,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学者所采用的唐宋对比法,在凸显更革的同时也存在忽略延续的弊端和局限性。唐宋变革不是突变,而是渐变,不是断裂,而是因革。它是一个渐进过程,很难一刀两断。因此,探究唐宋变革,比较适合使用过程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