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诈病是一种非病之病，是一种自我病态化的行为，它的合理性在于：表面上并不会破坏人际交往的情谊，不会有损于礼仪道德的威信。拥有“病者”角色的人们有时更容易实现个人企图。春秋战国时期，诈病已在权力争夺、邦交斡旋、政治诉求、保全生命、价值选择等方面展现出其功能，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隐喻。诈病者甚至可以通过情感、权力的博弈来获取健康之时无法经由正常渠道获得的权益。

　　关 键 词：春秋战国/诈病/博弈

　　作者简介：吴昊，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吕金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何谓诈病(malingering)?诈病，俗称装病，是一种非病之病，介于患病与健康之间。古代文献中记载的“辞以疾”、“以疾辞”、“佯有疾”、“称疾”、“称病”、“伪有疾”、“伪病”、“谢病”等词语，几乎都是诈病的代名词。诈病现象产生甚早，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诈病现象背后可能蕴藏着种种复杂的动因，使它成为一个剖析中国古代社会面貌的新视角。目前，学界对于历史时期诈病问题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旨在以“人”为核心，以春秋战国时期诈病现象为切入点，先对诈病的合理性与流程作一简要论述，然后考察个案中诈病者的心理动机与人们之间的交互行为，揭示出诈病现象的多元面向。

　　一、诈病合理性

　　诈病者虽未身患沉疴，但却宣称染疾。诈病在官场中有时被称为“移病”，《汉书·楚元王传》引颜师古注曰：“移病者，移书言病也，一曰言以病移出，不居官府。”①可见，诈病现象早已存在于官场之中，且被人熟知。中国古代社会中时常出现的政治人物称病辞官现象，即是此一策略的应用。

　　诈病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行为，是特殊情况下采取地非常规策略，暗含着某种企图。明代张景岳曾说：“夫病非人之所好，而何以有诈病?盖或以争讼，或以斗殴，或以妻妾相妒，或以名利相关，则人情诈伪出乎其间，使不有以烛之，则未有不为其欺者。”②没病装病，绝不是神经紊乱，而是一种为达到私密目的的手段。在古人的社会生活中，偶尔也会碰到一些健康之时无法实现的目标，可是他们又不愿自己真正罹患疾痛，两相取舍之下，诈病这种折中之法便油然而生。这就是诈病现象中所蕴藏地合理性。诈病策略的应用，表面上并不会撕裂双方之间的情谊，也不会造成双方在意见对立时的公开冲突。

　　为了更好的说明诈病现象所蕴藏地合理性，我们来看看卫侯朔的事例。“(桓公十六年)十有一月，卫侯朔出奔齐。……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见使守卫朔，而不能使卫小众。越在岱阴齐，属负兹舍，不即罪尔。”③何休《解诂》曰：“天子有疾称不豫，诸侯称负兹，大夫称犬马，士称负薪。舍，止也。托疾止不就罪。”卫侯朔因不能完成国君之命，逃亡到泰山之北的齐地，又以称病的理由居住此地，不回去朝见国君。可见，称病是一种礼节，亦可充当君臣间对话的媒介。至于称疾的礼仪色彩，《礼记》中就有“君使士射，不能，则辞以疾，言曰：‘某有负薪之忧’”④的记载，说明臣下称病很有可能是在利用此种并不破坏礼节的方式传递出特殊信息，以达到不能明言的目的。

　　不过，这种策略也是人际交往中的权宜之计。廉颇蔺相如之争中“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⑤即是以诈病避冲突的典型事例。又，《韩诗外传》载：“齐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辞以疾。其友曰：‘子终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谓辞之?’吐应之曰：‘其女丑。’”⑥前引臣子称病之事，也可以视为君臣交往中的权宜之计。人称“患病”，既维护了个人的心愿与权益，又委婉地保全了双方颜面，避免双方陷于尴尬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