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堪先生认为，国内学者在文字的识读方面更扎实、更强;国外学者则更倾向于将契丹文字纳入语言体系中去研究，包括探究其语法结构、词汇特点。

　　1922年，两方写着令人费解的字符的墓志被人发现。由此，一种失传数百年之久的古老文字契丹文得以重见天日。这两方1922年6月21日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瓦林茫哈地方的墓志，是《辽兴宗哀册》和《仁懿皇后哀册》，以契丹小字写成。契丹文分为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其中，契丹大字相传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制于神册五年(920)，大字脱胎于汉字，有1000多字;契丹小字为辽太祖之弟耶律迭剌所创，创制时间比契丹大字晚，但具体时间史书失载，它比契丹大字更趋于拼音化。契丹文使用了约300多年，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才“诏罢契丹字”，此后契丹字逐渐废弃，历元明清几百年来无人能识。

　　在本报刊登的《让“死”文字死而复“生”》(2015年10月16日第9、10版)一文中，刘凤翥先生已对契丹文字研究的四个阶段进行了梳理，此处不再赘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徐文堪先生从全球视野出发，补充了部分国家的研究情况，并比对了当下国内外契丹文研究的不同之处。

　　徐先生介绍说，从世界范围内看，中国与日本是两个研究契丹文字最早、也是研究延续性最好的国家。就目前来说，中国是拥有契丹文字研究者最多的国家。自上世纪30年代起，中国学者即开始了对契丹文字的研究。从解放前到解放后，契丹文学者除了此前刘先生提到的罗福成、王静如、厉鼎煃，还有李文信、阎万章、金光平、贾敬颜、黄振华。不过，在1949年到“文革”前的这段时期内，国内很少有人研究契丹文。到了上世纪70年代，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这五位组成“契丹文字研究小组”，目前仅刘先生在世。在之后的一辈，也就是现在的中青年学者主力，除了刘先生提到的吴英喆、康鹏、陈晓伟，还有即实、刘浦江(已故)、聂鸿音、孙伯君、唐均。其中，唐均是北京大学博士毕业，他的外语能力非常强，可以识读苏美尔文字，现在西南交通大学外语学院教书。

　　可以说，日本学者是契丹文字失传后最早的一批研究者。徐先生说，契丹文与女真文、西夏文都是依据汉字笔画创作的，尤其是女真文与契丹文看起来颇为相似，有时会分不清。羽田亨在1925年断定自明代以来一直被误判为女真文字的《郎君行记》上的少数民族文字是契丹字，由此拉开了现代人对契丹文字的研究帷幕。上世纪50年代开始投入契丹文研究的学者，除了刘先生提到过的村山七郎、长田夏树、山路广明，还有丰田五郎。现阶段日本研究契丹文的学者非常少，原本有荒川慎太郎、大竹昌巳，但前者已转入对西夏文的研究。严格意义上来说，日本的本土研究者只剩下武内康则一人，他于2007年硕士毕业，2012年博士毕业。另外，还有一位吉本智慧子，这位女士原名爱新觉罗·乌拉熙春，是我国中央民族大学的文学博士和日本京都大学的文学博士。她的祖父为女真文字、契丹文字、满洲语言文字学者金光平　(爱新觉罗·恒煦)，父亲为女真文字、满学、蒙古学学者金启孮。

　　在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前苏联也是契丹文字研究的重镇，有4位重量级的研究者，除了刘先生提及的鲁道夫、达思今和沙夫库诺夫之外，还有一位斯达里科夫。徐先生介绍，前苏联是比较早使用计算机辅助研究的国家。如今，俄罗斯的年轻学者扎伊采夫(B.Π.3aЙЦeB)成为该领域的后继者，他2011年发表的一篇谈契丹大字手稿书的论文，值得重点关注。

　　在澳大利亚，也有一位长时间研究契丹文字的学者康丹(DanieI Kane)。上世纪70年代初，他曾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后来担任过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发表过有关女真文和契丹文的论文。2009年，他所著的　《契丹语和契丹文》一书出版，该书吸收了大量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在书中做出的一个重要尝试，就是进行了契丹小字与拉丁文之间的转写。

　　在法国，早期研究契丹文字的学者有伯希和的学生韩百诗(L.Hambis)。后继者有俄裔学者武阿勒　(AIexander Vovin)，他主要研究日本古代语文，也研究朝鲜、韩国语文。他最早是由苏联培养的，后赴德国研究，又赴美国夏威夷大学任教。另外，还有一位向柏霖(GuiIIaume Jaques)，他曾在巴黎第五大学语言学系任教，后来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东亚语言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他主要研究中国西南地区的汉藏语，花了一二十年重点研究羌族语中的嘉绒语，在契丹文字方面的论文不多。

　　在美国，有两位匈牙利裔的学者赛诺(George)、卡拉(Kara)，都在印第安纳大学执教。赛诺主要研究内亚及阿尔泰地区的语言，卡拉擅长蒙古语，对契丹文也有研究。另外，从上海赴美的沈钟伟，致力于用契丹文材料研究汉语音韵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