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故宫博物院明清宫廷史研究中心成立并举办议题为“宫廷历史学研究对象、范围与方法”的第一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议题涉及明清宫廷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宫廷史个案研究、宫廷原状恢复、中外宫廷对比等多方面的问题。二、经济史经济史方面的专著有:陈支平《民间文书与明清东南族商研究》(中华书局)、纪丽真《明清山东盐业研究》(齐鲁书社)、黄敬斌《民生与家计:清初至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复旦大学出版社)、王万盈《东南孔道——。叶柏川《戈洛夫金使团来华考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4期)认为国家利益诉求的不对等是戈洛夫金使团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长久以来对外贸易的排斥是导致其失败的深层原因,而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直接导致戈洛夫金使团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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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毕卫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本年度清史研究依然活跃,除发表一系列专著和论文以外,还多次召开学术会议,对相关问题进行有益的探讨。
第十三届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在本年召开,与会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对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举办“‘康乾盛世’再思考”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康乾盛世”的提出、内涵和流传进行探讨,并对“康乾盛世”说提出不同的看法。故宫博物院明清宫廷史研究中心成立并举办议题为“宫廷历史学研究对象、范围与方法”的第一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议题涉及明清宫廷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宫廷史个案研究、宫廷原状恢复、中外宫廷对比等多方面的问题。此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召开“王朝权力的结构与遗产——帝制晚期的中国与近代早期的欧洲之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清代满蒙联姻与边疆治理”学术研讨会;“国际明清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纪念萧萐父先生诞辰85周年”会议;“明清至民国时期中国城市的寺庙与市民”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以下对本年度的研究成果分类介绍。
一、政治史
专著。孔定芳《清朝遗民社会:满汉昇质文化整合视野下的历史考察》(湖北人民出版社)以清初满汉文化的互动为视角,通过对满汉昇质文化由碰撞到调融再到整合的演变历程的梳理,认为明遗民对待清王朝的态度经历了从抗争到徘徊分化再到蜕变的历史变迁。此外,还有郭成伟《清代官箴理念对州县司法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张华腾《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中华书局),李理《清代官制与服饰》(辽宁民族出版社),黄俊军《湖南立宪派研究》(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汪太贤《从治民到民治》(法律出版社),[美]罗友枝著、周卫平译《清代宫廷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
帝王政治。何龄修《再谈明清之际北南两太子案》(《清史论丛》2009年号)探讨北太子案发生的时间,清廷为操纵北太子案审讯所作政治导向工作的新证和两太子案的斗争性质。姚念慈《再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面谕〉、历代帝王庙与玄烨的道学心诀》(同上)检讨玄烨有关大清得天下之正撰构的真伪,清朝开国传统和玄烨控制思想舆论所面临的任务,并探索玄烨以治统操纵道统进而裁断学术的独门心诀。杨珍《允禟:品性、遭际、时代》(同上)考察允禟的品性及其生平遭际,探寻其交际手腕和人际关系并对其所处时代进行反思。她的《从咸安宫到郑家庄:皇太子允礽废黜之后》(《历史档案》第4期)利用满文档案探讨废太子允礽囚禁咸安宫与其长子弘皙迁移郑家庄的遭际和结局。吴伯娅《康熙帝事考两则》(同上)考证康熙容教令和康熙与罗马教廷决裂之事,认为康熙帝与罗马教廷的冲突不仅是文化传统与宗教教义的矛盾,而且是中国封建皇权与西方宗教神权的冲突。谢正光《新君旧主与遗臣——读木陈道忞〈北游集〉》(《中国社会科学》3期)探讨明清之际曹化淳与顺治、崇祯、木陈道忞等若干历史人物间的关系。薛瑞录《雍正帝杀害允禩允禟考》(同上)认为雍正帝杀害允禩允禟之说可以成立。朱昌荣《试论雍正、乾隆二帝的理学思想》(《清史论丛》2009年号)、邱源媛《清代宫廷汉族儒家乐书制作及其意义》(同上)、刘志刚《康熙帝对明朝君臣的评论及其政治影响》(《清史研究》1期)等文也值得关注。
自去年召开的“清光绪皇帝死因”研究报告会做出“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结论后,光绪死因受到广泛关注。崔志海《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死与美国政府的反应——兼论光绪死因》(《清史研究》3期)对美国政府就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死以及清廷政治权力变动的反应进行考察,认为光绪帝被毒害身亡的死因解释可盖棺论定。王道成《慈禧光绪的恩怨情仇——兼论光绪之死》(同上)认为慈禧谋害光绪是为了政权的平稳过渡,光绪中毒身死是其与慈禧之间矛盾斗争的必然结果。钟里满《察存耆〈光绪之死〉一文的考释》(同上)认为内务府大臣及其亲戚们多年来就认知“光绪帝先死、慈禧太后后死”的说法。但王开玺《关于光绪帝死因的思考与献疑》(《晋阳学刊》6期)认为在有些问题尚未得到解释说明以前,即认定光绪确为他人谋害,死于砒霜中毒,尚为时过早,“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是极其重要的学术结论,但还不是学术定论。
制度政策。林存阳《乾隆朝礼制建设的政治文化取向》(《清史论丛》2009年号)以乾隆朝对“礼”的制度性建设为视点,通过梳理《钦定大清通礼》等书的纂辑缘由、经过和成果,揭示其中所蕴含的“以礼为治”的政治文化取向。李海鸿《贪污:文化的?抑或制度的?——西方学者关于清代贪污的研究》(《清史研究》1期)从贪污的形式、定义、成因及与政治的关系四个方面讨论西方学者有关清代贪污的研究。徐明一《清代监察官员管理制度探析》(《西南大学学报》3期)认为清代监察官员管理制度是十分严密和科学的。薛刚《清初地方官考满程序初探》(《历史档案》3期)阐述清初地方官考满程序的具体状况、制度演变及政府各衙门间的权力关系及运作。张研《清代知县的“两套班子”——读〈杜凤治日记〉之二》(《清史研究》2期)认为清代知县所辖书吏胥役与幕友长随两套班子的结构可能是最为符合当时国情,当时最为合理的结构。她的《对清代州县佐贰、典史与巡检辖属之地的考察》(《安徽史学》2期)否定清代“皇权不止于县”的观点,梳理县以下各种不同的行政编组和区划。刘凤云《康熙朝的督抚与地方钱粮亏空》(《清史研究》3期)认为清代的钱粮亏空并非仅仅是官僚政治的腐败,还涉及地方财政体系、仓储制度、奏销制度、监察体制等一系列行政体制及运行体制的问题。杜家骥《清代督、抚职掌之区别问题考察》(《史学集刊》6期)考察清代督、抚在刑法、财政、官员选任与考核等方面的职掌区别。贾国静《黄河铜瓦厢改道后的新旧河道之争》(《史学月刊》12期)认为在晚清河务问题上,中央逐渐淡出,地方越来越成为河务问题的主角。
司法律例。伍跃《官告民:雍正年间的一件维权案——〈青浦县正堂黄李二任老爷讯审销案等呈词抄白〉跋》(《中国史研究》3期)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弱势群体只要有理有据,操作得法,完全可以利用国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维护自身的利益。柏桦、刘立松《清代律例规定的官方治安责任》(《西南大学学报》3期)认为统治者没有从根本上关注具有治安责任的官方机构与人员如何达到高素质、高水平和敬业尽职问题,导致律例规定与社会发展相脱节。郑小春《清代陋规及其对基层司法和地方民情的影响——从徽州讼费账单谈起》(《安徽史学》2期)认为清统治者借助于陋规对百姓起诉权进行控制的理念是错误的,其意图不可能实现。徐忠明《诉诸情感:明清中国司法的心态模式》(《学术研究》1期)认为明清中国的司法模式乃是“诉诸情感”的心态模式。
明遗民。孔定芳《论明遗民之出处》(《历史档案》1期)认为易代后的“处”不仅是明遗民言论上的主张,也是他们行为上的实际选择,并指出明遗民的“处”是一种积极姿态,只是针对于新朝政治,并非相忘于当世。段丽惠《明遗民的身份认同与科第选择》(《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期)考察明遗民的身份内涵与科第的关系及其拒斥科举对明遗民群体的利弊。孔定芳《清初清廷与明遗民关于“治统”与“道统”合法性的较量》(《江苏社会科学》2期)考察清廷再造正统与明遗民的“卫统”,清廷道统建构与明遗民的“卫道”之间的较量。马将伟、王俊义《“躬耕”的文化意蕴与明遗民的生存悖论——以易堂九子为考察中心》(《社会科学家》6期)探讨清初遗民的隐居与经世意识的对立冲突及其生存困境。
考辨、争鸣。杨海英《刘泽清史事再考》(《清史论丛》2009年号)考察刘泽清从军、得官等生平模糊之处。李华川《邓嗣禹先生〈中国考试制度西传考〉书后》(同上)认为以伏尔泰和魁奈为代表的法国作家,并没有主张在欧洲采行中国的考试制度。艾哈迈特·霍加《“香妃”的传说——大小和卓政权灭亡后被迁居北京的维吾尔人的历史记忆》(同上)通过考证容妃的真实身世,认为容妃即“香妃”仅是尚未得到证明的推测,“香妃”传说可视为一种“历史述事”。郭福祥《关于苏州钟表制造的起始年代问题——对汤开建教授、黄春燕女士质疑的回应》(《史林》2期)认为苏州钟表制造的出现年代定在嘉庆初年更为切合实际。张琼、王扬宗《〈雍正帝观花行乐图〉与雍正继位之谜》(《故宫博物院院刊》4期)通过对《雍正帝观花行乐图》的内容、年代进行解读,认为康熙因乾隆而传位于雍正之说可信度较低且雍正“秘密建储”乃是徒有虚名。汤志钧《从“家学”到“显学”——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与和珅专权》(《史林》4期)与[美]本杰明·艾尔曼《乾隆晚期和珅、庄存与关系的重新考察》(《复旦学报》
3期)均认为庄存与复兴今文经学与和珅专权有关。潘向明《甲午黄海之役北洋海军缺乏炮弹说质疑——兼论其失利原因问题》(《清史研究》1期)认为北洋海军长期未能添购新舰,舰队的技术装备相对日本严重落后才是黄海之役北洋海军失利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