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原名张曾让，1898年6月17日出生于江苏省常州。8岁丧父，依靠其母帮佣的微薄收入维持母子生活。他9岁进小学读书。由于自幼接触穷苦的劳动人民，因此他痛恨“世道之不平”。13岁时，张太雷小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常州府中学堂读书(即今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他与先期入校的瞿秋白在民主革命思想熏陶下，开始关心国家大事，抨击时弊，共同探讨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卖国丧权的“二十一条”，张太雷和瞿秋白积极参加反袁斗争和抵制日货运动。是年暑期，两人为抗议校方无理开除具有进步思想的同学而受到校方警告，张太雷和瞿秋白遂愤而离校。

　　张太雷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是在天津北洋大学求学期间。当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黑暗的中国带来一线曙光。张太雷通过一位名叫福克斯的教授，结识了俄籍汉学家鲍立维，并从他那里不断地得到十月革命的消息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在深受教育和鼓舞的同时，秘密翻译了这类书刊，分送给同学好友阅读，借此传播十月革命的火种。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为响应北京学生运动，天津各校纷纷成立学生联合会，周恩来等在南开学校发起组织了“觉悟社”，张太雷则在北洋大学发起组织了“社会建设会”，还担任天津学生联合决策机构——评议会的评议长。他率领学生去北京请愿，迫使军阀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代表。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张太雷和周恩来结下了战斗友谊，并和敬仰已久的李大钊建立了联系，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不久又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0年6月，张太雷在北洋大学法科毕业，选定了走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20年初，共产国际和俄共(布)远东局派维金斯基等人来华同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张太雷以《明星报》职员为掩护，替他们当英文翻译，陪同其会晤李大钊，讨论中国建党问题。尔后，他又陪同他们到上海会见陈独秀、李汉俊等人，进一步商量中国的建党问题。在上海，张太雷与俞秀松等发起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了刘少奇、任弼时等一批团员。在天津，张太雷又发起成立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书记。1921年6月，为了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联合起来，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张太雷又陪同共产国际另一代表马林与李大钊等再次会谈，转而赴上海与陈独秀等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久，张太雷受命负责整顿和恢复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5月5日，青年团一大在广州召开，张太雷主持会议，致开幕词，作团纲和团章草案的报告，并被选为团中央委员。他还参与筹备并参加了党的第二、三、四、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先后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1925年1月，他代表中共中央在上海主持召开青年团三大，并作政治报告。大会将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张太雷当选为团中央书记。

　　张太雷是第一位派往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在1921年3月，23岁的张太雷只身越境抵达俄国伊尔库茨克，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中国科书记。6月22日，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他的中学同窗挚友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列席了会议。翌年2月，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期间，他还积极致力于中国青年团与少共国际的联系，先后出席少共国际二大、三大、四大，并连续当选为少共国际执委会委员。1924年1月21日，革命导师列宁逝世，张太雷在莫斯科工会大厦瞻仰列宁遗容，参加了列宁的葬礼。

　　张太雷为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促使国共合作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他受党的委派长期担任共产国际代表的助手和翻译，以超人的精力搜集和整理资料，终日忙于翻译，陪同他们不断地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联系，为促进相互之间的信任和理解起了积极作用。他坚持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时必须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一起，第一批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他还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干事。1923年8月，张太雷作为翻译参加了孙中山派出赴苏考察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窃取了要职，策划制造“中山舰事件”，抛出《整理党务案》，排挤中共党员。张太雷为了揭露国民党右派的阴谋，在《人民周刊》上发表《到底要不要国民党》的檄文，击中了蒋介石等右派的痛处。为此，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破口大骂张太雷。张太雷再次发表文章，针锋相对地批驳了蒋介石的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