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源头大体来说有三个,一是圣经研究,一是古典学,一是印欧比较语言学。这是启蒙时代之后西方文明在试图回答“我从哪里来”这个根本问题时所选取的三条路径,一开始都是采用语文学的方法。而伊朗学(学科:语文学;领域:古代伊朗)与这三个领域都有深刻而密切的联系。

　　研究圣经当然是为了探寻西方宗教的来源。除去对于圣经文本本身的研究外,为了解旧约的时代背景,英法德等国探险家考古学家纷纷来到中东地区挖宝。

　　刻有古希腊语、古埃及象形文字圣书体、古埃及象形文字世俗体三种文字的罗赛塔石碑是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钥匙,而解读楔形文字的钥匙则是刻有古波斯文、埃兰文和阿卡德文三种文字的贝希斯顿铭文(BehistunInscription),位于今伊朗克尔曼沙省。罗赛塔石碑上至少还有可以读懂的古希腊文,可贝希斯顿铭文上的三种文字都没人懂。西方学者全凭跟希罗多德《历史》中所记载的内容相互印证,并利用阿维斯塔语、梵语等相关古代语言的知识先破译了古波斯语,又以古波斯语为突破口破译了阿卡德语。之后便势如破竹。总之,作为伊朗学组成部分的古波斯语研究在古代两河文明研究的历史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第二条路是古典学,即希腊罗马的研究。一般认为古典学中特别重要的古典希腊时期恰与古波斯帝国几乎同时,且二者最终都归于亚历山大的征服。在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色诺芬的远征、亚历山大的征服中,波斯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要想了解古典希腊,必须对古波斯帝国多少有些了解。但由于古波斯语的材料太少,且大部分都是重复,古波斯帝国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古希腊语材料。

　　至于第三条路径———印欧语言———则更直接地与伊朗学相关。1786年,英国人威廉·琼斯在孟加拉亚洲学会发表演讲,宣布发现梵语和古希腊语、拉丁语、哥特语、凯尔特语、波斯语(当时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官方语言)　之间有诸多相合之处,这种相似性是如此有系统,绝不可能仅仅是巧合,唯一的解释是这些语言都有共同的来源,其源头语言即后来所谓的原始印欧语。自此开始,西方人惊讶地发现关于自己祖先来源的秘密有可能埋藏在梵语等古代东方语言当中,并开始以高涨的热情投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不过早在1755年,法国人安格提勒-杜佩隆　(AbrahamHyacinthe Anquetil-Duperron,1731—1805)就在印度的法属殖民地本地治里登陆,一路冒险来到帕西人(Parsi,印度的祆教徒)的聚居地,古吉拉特半岛的苏拉特(Surat)。他在这里跟随祆教祭司学习祆教古经《阿维斯塔》的阿维斯塔语以及解经用的中古波斯语。1762年,安格提勒-杜佩隆带着180部古代手稿回到巴黎,并于1771年发表了一部名为《赞德·阿维斯塔》的法译本,其内容包括一些祆教宗教文献以及祆教“教主”琐罗亚斯德(Zoroaster)的生平,均来自帕西祭司的口头波斯语翻译,学术性不高,但这毕竟是西方第一次接触到的一手祆教材料,且早于印度圣典《吠陀》传入西方的时间。琼斯演讲之后,科学的印欧比较语言学框架逐渐搭建起来,人们很快发现以阿维斯塔语为代表的古伊朗语与印度古代语言非常相似,是印欧语系大家庭的重要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