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亚视角看辽史，不是要将辽王朝归入内亚草原帝国，或者所谓“北亚史”之序列，而是使我们看到一个有别于唐宋变革的中国历史情境，客观地认知辽代历史的多元性。辽王朝将东北森林地带、内亚草原与中原农耕三大历史地域统合为一，为内亚传统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搭建桥梁，奠定了未来中国北方社会的发展基础。

　　在世界古代历史中，内陆欧亚(Central Eurasia)是以欧亚草原为中心，东至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森林地带，西抵欧洲多瑙河流域，南则与世界主要定居文明区相毗邻的独特地域。其中蒙古草原又是历史上多个游牧帝国的中心地带，无论是从地域还是文化特征上看，都十分典型，又可称为“内亚”(Inner Asia)。“内亚”在学术话语中的形象一直在变化，最初是野蛮落后的象征，在传统史家记事之中，征服与被征服的母题曾反复出现，而当代学界更倾向于认为“内亚”是草原文明的核心地域，越发地重视其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了。

　　众所周知，辽王朝就是由蒙古草原东部松漠地带契丹人建立的，其疆域向西深入内亚腹地，东抵太平洋，南则深入中原定居文化地带与宋王朝相邻，至少将草原游牧、森林采集、定居农耕三种社会类型涵盖其中。在二十四史之中，独《辽史》专设《营卫志》《部族志》记述带有内亚游牧政治特征的斡鲁朵制、部族制。目前经过箭内亘、傅乐焕、杨若薇等多位学者的探索，已经基本能够确认辽朝政治中心是随着皇帝“斡鲁朵”在捺钵地之间进行四时移动。这种政治现象承自契丹建国前的可汗牙帐随时迁徙的传统，具有典型的内亚游牧政治风格，又被称作“行国”政治。然而，对于如何看待辽王朝内亚游牧传统的历史定位与影响，学界颇具争议，其背后无不受到内亚史研究视角的影响。笔者仅据视野所及，对外国内亚问题意识与辽史研究之关系略作评述。

　　日本学者的满鲜史观与北亚史观

　　上世纪初，日本为服务于“满韩经营”，实行殖民扩张的需要，成立“满鲜地理历史调查部”，开始所谓“满鲜史”研究。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松井等、田村实造等学者纷纷先后加入研究队伍之中，形成研究热潮。这也开始将契丹、辽朝史置于“满鲜史观”之中进行阐释。从学术史角度看，日本学者最早采用了近代实证史学与阿尔泰学方法对契丹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研究成果蔚为大观，基本理顺了契丹诸多史事、地理等问题，津田左右吉提出辽朝二元统治体制论一直影响至今。然而，这种研究的最终指向却是要通过强调契丹、辽朝的内亚特征，来否认与中国之联系。日本“满鲜史”研究的开创者白鸟库吉在1937年提出“东洋史南北对立论”，即认为东洋史的发展是以南方汉民族和北方游牧民两者的对抗，兴衰更替为主线的。从方法论角度看，其立论依据正是从当时流行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出发，认为中国是由汉族地区构成，具有文化构成的单一性，中国北部边疆的其他民族皆不属于中国之范畴。

　　二战之后，美国学者魏特夫与中国学者冯家昇合作撰写《中国辽代社会史》(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一书。在该书导论之中，作者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征服王朝论”，将中国历史上的非汉民族入侵中原而建立的王朝分为征服王朝和渗透王朝，辽金元清被归为“征服王朝”，与典型的唐宋等王朝分属中国帝制王朝的不同类型。作者认为契丹的军政中心在于部族地区，而不在中原，契丹社会皆维系着游牧部族政治传统与军事组织形式。契丹人不可能被汉文化完全同化，更可能是形成混合契丹与汉文化形成第三种文化形式。征服王朝论注意到中国历史发展中北族王朝不同于汉制的内亚社会传统，对契丹入主汉地之后的两大文化类型的交融与适应进行了分析，首次提出中国历史上存在与唐宋社会发展相并行的北方王朝类型，在学术史上具有积极意义。又因其内容引证详实，加之辅有德国学者门格斯对辽史中契丹语汇的研究成果，使得该书至今仍是西方学者讨论辽朝历史所参考的最主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