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经济和科技迅猛发展，使得生态平衡受到威胁，国际一体化和全球化不断加强，语言灭绝的过程愈演愈烈，濒危语言、少数民族语言、弱语言渐趋消失。因此，有必要把生物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相结合共同研究化解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态学与语言学相结合的学科便应运而生。

　　“语言生态”这一概念于20世纪70年代初由美籍挪威学者豪根提出，最初并未引起学界关注，俄罗斯学界提出“生态语言学”则在20世纪80年代末。其形成的主要前提为：俄语母语者言语能力低下；俗语、黑话、昵语词、詈语的大量使用；无理据地大量使用套语；过多运用英语借词，无理据地使用非本族语句法和词序。

　　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考察语言系统

　　生态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一门学科体系的构建涉及诸多因素，因此，俄罗斯学者着力构建本学科体系，在学科名称、学科矩阵、研究对象、任务、主要内容、分类、术语及分支学科等方面均有较为深入的探讨。

　　生态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有自己的理论概念体系和广泛的应用范围，因此，从酝酿到建立，存在一个命名问题，俄罗斯学界对其学科名称尚存五种表述：语言生态学、语言（的）生态学、语言的生态学、生态语言学、生态的语言学，不同学者有不同阐述。但大多学者倾向于二分法：语言生态学和生态语言学。

　　一般认为，生态语言学是借助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将语言环境与生态环境作隐喻类比，研究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揭示语言的生态环境对语言生存、发展、演化的影响及其规律的学说，旨在应对语言生态危机，维护和协调语言生态平衡。它与社会语言学、语言文化学、言语文化理论相交叉，与民族语言学、语言史紧密联系，与一系列学科，如民族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历史及其文化，以及普通生态学、生物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古生态学等相互影响。

　　生态语言学是现代语言学的分支，与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相互交叉，旨在阐明生态学和语言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原则，研究语言潜在解决环境问题的作用。众多俄罗斯学者认为，生态语言学是生物学和语言学相结合的科学，研究语言、言语个体的人及其所处环境间的相互关系，人、社会、自然是不可分割的，语言的功能和发展是一个生态系统，而周围世界是语言概念。它以非语言学学科（生态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历史学等）、具有语言成分的交叉学科（语言人类学或人类语言学、民族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法律语言学、语言刑侦学、心理语言学等）和语言学科（语言史、生物语言学、语义学、修辞学等）为学科支撑。

　　两个术语中，语言生态学的优势在于它具有丰富的语言学传统，生态语言学的优势在于该领域同语言学的关系。我们认为，语言学家更倾向于使用后者，因为它是语言学的分支，采用语言事实——语言符号作为出发点。

　　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和环境，即语言生存和发挥作用的环境以及个体和社会语言集团活动的语言环境；其最大特点是研究语言的系统组织，包括将其放入不同的自然和社会系统考察，“人—语言—意识—文化—社会—行为—环境”构成生态语言学的系统。俄罗斯生态语言学自产生之时就面临两大任务：保护和发展受到负面影响的语言；借助语言对社会的影响保护自然。根据任务提出了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内容：（1）语言多样性（原因、功能、后果）；（2）拯救濒危语言及弱语言；（3）语言和言语恢复，即研究丰富语言、完善道德和言语交际语用规则系统；（4）语言的变化、语言接触（如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稀有语言受具有明显经济价值的大语言的排挤；（5）语言间的平衡；（6）语言规划、双语现象和语言掌握；（7）语言操纵策略（特别是涉及生态问题领域）和语言在各种冲突中的作用；（8）文化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9）寻找互不矛盾的语言理论；（10）寻找语法中的生态及非生态成分；（11）分析涉及环境问题的文本；（12）研究与生态问题相关的语言共性，进行对比研究；（13）传授生态知识等。

　　学者们对生态语言学进行了不同的分类，根据研究对象和范围的不同分为宏观生态语言学和微观生态语言学；分别构建了以社会生态本质为基础和以社会语言本质为基础的生态语言学概念和术语。随着研究的深入，在生态语言学基础上产生了伴随特有目的的分支学科，如情感语言生态学、伦理语言生态学、翻译生态学、生态修辞学、生态符号学、话语生态批评分析、生态诗学和语言毒理学等。

　　语言的内容与结构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中

　　生态语言学未将复杂的现象和系统归为二元论，而是将所有语言现象描述为：相互联系（整体的每一个单位与其他单位和整体相联系）、相互依存（若一种语言现象不复存在，则另一语言现象存在的实体发生变化）和相互影响（无一个单位不影响其他单位，如果它本身不受影响；不存在单方相互影响；只是双方的，但并不意味着对称，因为一部分可能主导其他部分）。它重新审视语言的本质问题，认为：语言是动态系统，内容及结构层面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中；语言是一个复杂系统，并不局限于个体的意识中，而是分布在社会的参与者之中。这一观点被称为“语言分布式理论”。语言及其意义在语境中是从属的，它们产生于生成话语的现实情境，不可能完全形式化。语言融汇于其他符号系统语境中，这些符号系统创造条件促使语言产生、被理解与发展。语言不仅建立在语言规则之上，更多地是建立在保证社会相互影响的有效性、社会或实践规约之上。语言是一个他律系统，语用观是理解与研究语言的决定观。因此，语言研究不应只使用一种语言学理论和方法。

　　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前沿性地位

　　生态语言学的产生、兴盛与社会、经济、政治、生态、语言等问题的突出密切相关，该范式形成和发展的实质动机之一是现代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环境保护价值论与人类中心论世界观的冲突，致使人类生存的生态伦理原则较人类中心论意义更为重大。生态语言学这一跨学科领域正从生态隐喻和语言本身的隐喻观向语言的生物性和社会文化性之间平衡过渡。

　　生态语言学是一体化科学范式的产物，这一范式“本质上扩大了语言研究范围，吸引了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预示着今后会取得更有价值的语言活动成就”。现代俄罗斯学界中生态语言学处于将该学科内所积累的理论与实践知识系统化过程。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如学科界线的确定，理论体系的完善、俄语的“健康”、应对语言品位降低的政治社会威胁等问题。俄罗斯语言学家将这一学科置于语言科学最前沿的位置，有可能形成联合现有研究学科的普遍范式，成为研究所有语言现象的主导范式。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