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沟通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促进了东西方贸易、宗教、歌舞、音乐、工艺美术、医药等的交流，对沿路国家、地区、民族的文化有深远的影响。在此背景下，西域文化呈现出自己特有的精神风貌。

　　包容开放 多元共生

　　西域地区是典型的文明交汇地，农耕、游牧与商业文明同时存在。“丝绸之路”上长期的商旅往来、出使求法，不同的生活习俗、生产方式、宗教信仰、语言，使得人们不仅不固步自封，而且能够以包容、开放的心态，广泛吸收各民族的文明，西域文化由此呈现出鲜明的多元特征。

　　最能体现西域文化多元化特征的是语言。“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张籍《陇头行》），中原王朝的后代，在西域接受的是当地语言的熏陶，长大后说的是当地语言；“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王建《凉州行》）。少数民族地区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之后，汉族同胞已经与少数民族完全融合，“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岑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在西域地区生活的人们交流顺畅，西域地区至今依然存在着被语言学者称作是“风搅雪”的语言现象（即以大风吹雪为喻，指在本民族语言中惨杂使用着诸多其他民族的语言）。

　　西域地区的民族分界模糊，人们的生活习惯“多同少异”。西域居住的汉族，“详加考究，半系山、陕、川、湖，或本省东南各府，因工商业到丹，立家世，传子孙，遂成土著。自宁府邻境移居者最多。亦有蒙、番子弟，资性聪颖，入塾读书，粗明理义，遂化为汉族也”（《丹噶尔厅志》）。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双向流动，风俗习惯上也互相借鉴吸收。这样的文化环境导致在西域地区出现了一些处于两民族间的“交叉”民族，如“土汉民”：“似即最初土族，后渐化为汉民，或汉人佃种土司之地，归其管辖者也”（《循化志》）。“丝绸之路”上的各民族以开放与包容的文化心态，广泛地沟通、交流，相互学习，吸纳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宏伟走廊。

　　自信豪迈 大气磅礴

　　“丝绸之路”上的商旅、公务往来是唐诗的重要题材之一。围绕着慰边、和蕃、出使、入幕、还朝、归乡等，唐朝诗人写下了大量的赠别、留别、边塞诗。“国使翻翻随旆旌”（耿湋《凉州词》）是出使的威仪，“西方有六国，国国愿来宾”（储光羲《送人随大夫和蕃》）是国际间的共同；“五千甲兵胆力粗，军中无事但欢娱。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酡酥”（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归叵罗”（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是驻边将领快乐、充实的日常生活。在西域，即使是艰苦的战争，也多轻松浪漫：“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王昌龄《从军行》）。送人出使时，是对功业的渴慕，“莫嗟行远地，此去答恩私”（皇甫曾《送汤中丞和蕃》），“上马带胡钩，翩翩度陇头”，“早须清黠虏，无事莫经秋”（岑参《送人赴安西》）。无论是在想象中还是现实里，西域生活都充满自信、豪迈与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