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近年来，中国已将应对气候变化、开展国际气候合作置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认识，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早已不再是被动的回应者，而已成为议程的设置者和推动者，未来合作框架的塑造者，这都需要提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负责任大国”的气候外交角色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国际气候变化治理的谈判中，中国的气候外交角色经历了被动接受，谨慎保守参与，再到活跃开放引领。2002年《京都议定书》签订后，中国参与气候谈判的态度较之前有了质的超越和提升，不仅提高了对国际气候机制的认可度和参与度，而且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到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框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主动向国际社会做出自主量化减排的承诺，并注重对气候问题相关法律文件的制定、实施与完善。同时，在谈判中与发展中国家一道将着力点放在获得发达国家的资金援助和技术转移上，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引领广大发展中国家提高气候治理的能力。2015年《巴黎协定》的签订为各国合作应对全球问题树立了一个良好典范，为中国加快绿色发展转变发展模式提供了外部制度约束，也为中国在气候外交身份上的转变带来了新机遇。

　　气候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彰显国家巧实力

　　制度性话语是用制度形式固化的话语权，它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对国际经济事务产生长期影响，并且国际社会对这种话语权的接受度较高。国家的综合实力是话语权占有的基础，因此，制度性话语是多边气候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气候治理问题中，制度性话语权可以理解为国家及非政府组织在解决国际气候争端问题上设定议题和形成决策、创设和改良规则、解释和适用规则、解决争端和处理危机的话语理解和运用能力、话语构建能力以及话语说服能力，集中体现为一国对全球气候治理规则与国际气候组织的影响力，是多边气候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间制度性话语权的差异，既取决于各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也取决于各国在针对全球气候治理上的政策取向。

　　气候治理制度性话语权需国家巧实力做支撑。气候治理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环境、伦理等多领域、多学科、跨国界的综合性全球问题。随着全球自然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国际社会就气候治理的博弈日趋激烈，谈判碎片化趋势日益突出，要求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承担强制性减排的道德压力越来越大。随着经济的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面临巨大压力，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利用国家巧实力做支撑，综合硬实力和软实力做整体战略，先谋后动，文武并用，形成一个融合各种资源和手段的综合性全球气候治理战略，从而为提升我国在气候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提供有力保障。例如，在去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首次全面阐释了我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首次把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首次发布气候变化问题主席声明，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二十国集团议程，这就是中国巧实力的灵活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