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汉简中关于儒家文化典籍的简文同朝鲜半岛发现的《论语》简两相辉映,昭示了汉武帝以后,儒家的大一统文化随着政权的建立而推广到边疆,政治、军事和文化三位一体,成为汉王朝建构国家认同的基本形态。

　　一

　　悬泉汉简是20世纪90年代出自敦煌悬泉置遗址的大宗地下出土文献,所出20000多枚汉简中,除了反映中西交通、丝绸之路、西北边疆的主要内容外,还有一些儒家经典保存了下来,《论语》简就是其中之一。比如: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V92DXT1812②:215)

　　乎张也难与并而为仁矣·曾子曰吾闻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必也亲丧乎·曾子曰吾闻诸子孟庄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V92DXT1812②:119)

　　此两简应是编连在一起的一份册书,为《论语·子张》篇的部分内容。包括分章符有字57个。每章之间连续抄录,章与章之间用墨点隔开。今本《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子张》篇总共25章842字,按此字数再加25个分章符,应有867个字符。如每简按57字计算,全部《子张》篇的内容大约需要15支简才能抄录完毕。也就是说,《子张》篇的内容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上述两简,而其另外13简已经散佚不知去向。

　　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初有《鲁论语》20篇,有《齐论语》22篇,后者除比前者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外,其他内容大致相同。后来又有《古论语》21篇,是景帝时鲁恭王刘余在孔子壁中发现的。将《尧曰》篇“子张问”处再分为一篇,故有两《子张》篇。篇次也与鲁、齐二论不一样,文字不同者有400多处。鲁论和齐论最初各有师传,到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以鲁论为基础,吸纳齐论,“采获所安,最后出而尊贵”,号为《张侯论》。“由是学者多从张氏,余家寝微。”东汉灵帝时所刻熹平石经,就是用的《张侯论》,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通行本也是《张侯论》。

　　张禹其人,“从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既皆明习,有徒众,举为郡文学”。宣帝甘露年间崭露头角,受太子太傅萧望之赏识。元帝时拜光禄大夫,为太子授《论语》。成帝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代王商为丞相,封安昌侯。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卒。历仕宣、元、成、哀四朝,是西汉中后期历任丞相中少有的善终者之一。不过此人阿附王氏,官声不佳,当时就被指为“奸人之雄”和“佞臣”。张禹以帝师贵显乃在成帝时期(公元前32年—前7年),故《张侯论》的流布当在此时及其后。

　　与悬泉汉简《子张》篇同层出土的汉简有464枚,明确纪年者36枚,从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到东汉永平二年(59年),前后跨越113年。悬泉简《子张》篇的年代当在成帝建始(公元前32年—前29年)以前。如此,其版本内容要比《张侯论》早,比刘向在成帝时校阅典籍的时间要早,尽管断句残篇,但在《论语》流传史上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至于我们现在在敦煌遗书和吐鲁番文书中看到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篇,那又是远在200年之后东汉末年的事。

　　二

　　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对新开辟的地域采取了修筑边塞、驻兵屯守、移民设郡、发展生产等一系列军事、政治和经济措施。与此同时,适应大一统格局的儒家思想也如影随形地被推行到了边疆各地,塑造了官员和军民的核心价值取向。儒家典籍在西北汉简中的陆续发现,就是其中的例证。除了上述悬泉汉简中的《论语》外,西北汉简中的儒家典籍还有1930年代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中方队员黄文弼和瑞方队员贝格曼分别发现的罗布淖尔汉简和居延汉简中都有《论语》残简片断。罗布淖尔汉简中有《论语·公冶长》第12章的断简:

　　亦欲毋加诸人子曰赐非……

　　今本作:“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简文“无”作“毋”。“赐”后面多一“也”字。黄文弼先生指出:“此简出罗布淖尔古烽隧南兵房中。在北兵房中同时出土者,有黄龙、河平、元延诸年号,则此简书写当亦在斯时……此简所书《论语》,不惟在郑玄之前,且在刘向之前矣,甚可贵也。”

　　在居延甲渠候官遗址所出汉简中,有《论语·为政》第10章残简:

　　所由观之所安人焉叟哉人焉叟……(4.6)

　　今本作:“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简文“察其”作“观之”。

　　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金关汉简中,有《论语·泰伯》第一章的残简:

　　子曰大伯其可(73EJT1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