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职业”与“业余”的历史书写者似乎越来越被归并于两个对立阵营时，双方携手的可能性却紧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活世界的诸种变化而迅速增大。而今天，聚焦于实用性、学术性的两个层面之间出现了日益交融的趋势，而且借助互联网的知识传播，不断扩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面向公众的史学书写，曾经是治史者有意或无意的目标。西塞罗的名言“历史是生活的导师”(Historia magistra vitae)　体现了这一追求。中外历史上也不乏深受“贩夫走卒”追捧、拥有庞大读者市场的伟大史学家，如写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司马迁、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蒙森。不少历史学家并不在乎是否在官方机构(史馆)或大学历史系工作，而且通常是在下意识的情况下使用着后来被奉为学科圭臬的研究方法　(如考证辨析)。

　　但在19世纪史学学科化后，伴随所谓“职业”与“业余”身份的界定和巩固，壁垒意识日益强化，由此形成了这么一幅画面：一方面，学院派历史学家们往往对公共领域中的知识渴望视而不见，对“门外汉”们的积极介入耿耿于怀，即便那些愿意为之者也常常受窘于专业表达与大众理解之间的隔膜;另一方面，自觉为公众写史的业余学者们要么期待着终有一日被纳入“克里奥神殿”，要么自恃惊人的销售量而对象牙塔中的知识分子不屑一顾，甚或有人梦想着重塑一门“新史学”———德国魏玛时代的历史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　(Emil Ludwig)即为一例，他在　《史学与诗学》　一文中把通俗性的历史传记视作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的替代品。

　　不过，当“职业”与“业余”的历史书写者似乎越来越被归并于两个对立阵营时，双方携手的可能性却紧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活世界的诸种变化而迅速增大：

　　首先，在专业化历史学不断面临就业压力后，针对历史传播领域　(如博物馆、纪念馆、报刊的历史版、纪录片、历史剧本等)　的实用性训练如雨后春笋般在欧美等高校出现，所谓“业余”学者的成功经验被大量模仿与复制，而今天在学院之外从事公共历史书写者实际上多多少少也拥有或分享着所谓“专业”经验。

　　其次，公共传播手段的日益多元化　(从传统媒体到自媒体)，使知识生产与表述逐渐被置于同一空间，以拥有所谓“编制”来划分专业与否的传统界限正在消失中。越来越多的“职业”历史学家走向公共领域，拥有了诸多“粉丝”;而不少体制外的学者同样获得了平等研究的资质，这是当下众多私立研究机构　(如法国一些家族史研究公司)　出现的主要动力。

　　再次，历史学的学科意识在经历后现代主义的拷问后，在所谓“什么是历史事实”、“谁有资格书写历史”、“如何判定历史著述的价值”等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转向：历史书写者的主观意愿成为时下学术界的关注焦点;“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成为广为流播的谚语;在学术性和现实性之外，大众接受度渐渐进入评价指标中。由此，体制内的学者放下了身段，体制外的学者增长了信心。

　　最后，一场又一场的公共历史争议，唤起了以“历史”来谋生者的探究兴趣。为什么习以为常的历史共识一再成为人们的争论对象?　这是政治立场相对而导致的结果，还是由历史知识在学界内外的不同表述逻辑所带来的问题，抑或是历史书写的各种方式本来就存在的差异性所致?　这些疑惑至少为不同类型的历史书写者提供了正视对方研究成果、反思自身局限性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