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坚教授所著《时惟礼崇》一书，以文化系统和层次理论为指导，从技术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三个方面来解读商周青铜兵器，读来印象深刻，给人许多启发。但出版至今已经一年有余，介绍的文章却不多。笔者不揣浅陋，谈谈读书的一些收获，既是抛砖，也是嘤鸣。

一

　　在介绍本书之前，我想先谈谈对于徐著的整体感觉。《时惟礼崇》以及前些年出版的《暗流》一书，都是我非常喜欢的著作，透过两书，可以看到徐著的许多特点。

　　首先，是材料的“旧” 与角度的“新”。或许是因为作者一直在做“回访” 的研究，所用的材料并不都是新出的，或者说并不需要新材料来支撑其论点，而是着眼于以往的材料和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来审视，从而得出出人意料却合情合理的结论，例如《暗流》一书中对李济1923 年新郑之行以及新郑事件所反映出的地方学人的考古诉求，一直给笔者以启发。以本书为例，在接受澎湃记者采访时，作者提到青铜兵器研究的三部里程碑著作，正如作者所说，这些著述都被当今大多数青铜兵器研究遗忘了，这导致很多研究还在“前里程碑时代” 摸索，甚至还远远无法企及这些著述曾经达到的高度。正是对以往研究的关注与再研究，才能使其著有继承和创新， 同时也是向前辈致以敬意。另外，作者不仅仅关注“里程碑式” 的著作，同时也关注了许多“暗流”，挖掘出了不一样的学术史信息，也使中国考古学史的发展显得更为多源，对资料的挖掘在书后数十页的参考文献中可以看到。事实上，在徐书的结构中，学术史研究一直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其次，是语言风格，西方概念与中式论述结合。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一定是双向的，语言是思想的表达，但一套话语产生之后，也一定限制了思想的表达，其中的一个限制因素便是“概念”。在对国外考古学理论的学习中感觉很难的部分，一个是理论概念无法理解，另一个是理论内容在实践中无法自觉有效地运用。作者毕业于北大，又在欧美及日本有过学术交流，在资料的视野上占据优势，同时对于理论内容的传递及应用，我以为是出色的。读徐书感觉很累， 这种累，不是无法理解的累，而是看完作者的论述后恍然大悟，再对以往所学进行整合的一种累， 是一种收获的累，这是语言“中式” 的一面；提出理论是艰难的，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 理论提出是在1980 年代，而酝酿则是在二十年前，同样，对于我们通常所熟知的事物、现象进行一个规范的、理论性的表述，也是困难的。比如，一件器物从自身的器形特征到它的功能再到它在生活中的功用，可以有多个向度，这是“常识”，但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往往选择了最为简单或者说是早已展开了的向度进行阐释，这或者是因为懒于思考，但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表达方式，没有如宾福德那样分离出作为器具、标识和象征的表现。作者对西方的概念进行了“中式” 的阐释，但对国内的材料，却进行了“西式”的表达。

　　最后，是作者的写作态度。一本好书，不仅仅在于使读者了解作者所要论述的问题，或者使读者有要继续研究的冲动，更在于使读者掌握了一种角度和方法，从而对自己的研究领域有了继续深入的阶梯。对学术史的回溯、对前辈学人研究成果的吸纳、对被排除在主流之外的学人成果的关照，这便是作者的一个态度。任何事情可能都有其规律和通则，但也总有特例， 特例的存在不妨害通则的提出， 反而使我们研究特例存在的背景。相比于先提出一个论点，再找支持的论据，甚至只片面搜集支持论点的材料而自觉忽略特例，或者对特例只是简单罗列、用“ 比例” 进行剔除，我以为对材料进行全面分析，对规律进行概括而对特例进行深究，是较为可取的办法，这也是作者的一个态度。徐书结构清晰，方法明确而思考逐步深入，每一章都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对于材料的使用也仅仅是取其主干，很少枝节的啰嗦叙述，在同样的篇幅之中，内容丰富层次清楚，这也是作者的态度。“我预期大部分读者都熟知器物学和考古学型式分析，我需要把他们熟悉和不熟悉的材料整合起来，需要把他们熟悉和不熟悉的术语和表达方式整合起来，需要顾后——重新发现被人遗忘的里程碑，更需要瞻前——将新考古学和后过程主义考古学以可操作的方式引介进来。”致力于材料积累的人是可敬的，而致力于范式创新的人是超前的，这也是作者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