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已经离去了，但是人们还在怀念他，那是因为他做的那些事，说的那些话，写下的那些文字值得人们去怀念。作为把毕生心血都献给中国文物事业的一名知识分子，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父亲的身上凝结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共有的闪光点。

　　父亲罗哲文出生于四川宜宾，16岁时在家乡的李庄追随梁思成进入营造学社学习中国古建筑，22岁时又追随梁思成到了北京，那年是1946年，自此就一直生活居住在北京，北京也成了父亲的第二故乡。

　　父亲随梁先生来京后就在清华大学协助梁先生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推荐父亲到新组建的国家文物局担任工程师，从此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岗位。父亲当时还很年轻，对一个百废待兴、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文物大国来说，如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保护好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的确是一项重大的课题，既没有以往的先例可循，也没有国外的经验可以照搬。可以说，父亲一生都在做着一件事，这就是文物事业特别是古建筑的保护研究管理工作，他一生都在实践中探索着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物事业保护和管理之路。

　　“修长城修故宫参襄国徽设计无愧文物卫士，护名城护运河舍身文化遗产堪称古建护神”，这是那副悬挂在父亲灵堂上的挽联。一生都在为文物事业而奔波的父亲经常说到恩师梁思成那句：“古建筑是全人类的财富，没有阶级性，没有国界，在变革中能把重点文物保护下来，功莫大焉。”的嘱托。为此在文物保护岗位上的父亲从未有过丝毫的懈怠，始终带着忧患不停奔走，为保护文物不依不饶地力争。因为有着对古建筑的热爱与情感，父亲比一般人更能感受到古建筑的美好价值，也更能看到它们的危险处境；因为有着文物工作者的使命和担当，父亲比一般人更能认知到抢救和保护的刻不容缓，也更知道其中的艰巨和复杂。即使面对压力他也不放弃，而是以满腔热血去努力，以期得到公众的理解、社会的支持和国家的重视。父亲的家就像是文物保护的“120急救站”，只要听到哪里的文物有危机了，哪里的古建要被拆了，哪里发现古迹了，虽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他仍会二话不说，背起那三台形影不离的照相机随时出发。他的一生都在不停地奔跑，与时间赛跑，与时代赛跑，与推土机赛跑，与文物贩子赛跑。父亲曾说：“很多地方的长城都建在险要的地势上，有些地方单用脚上不去，要手脚并用，上面抓着，下面蹬着，才能上去……”我出差的时候去过很多有文物古迹的地方，从山海关到嘉峪关，从罗布泊大沙漠到湘西南长城，甚至一些极其偏远的小山寨，都能踩到父亲的足迹。很多险些从文化地图上消失的文物古迹在父亲的努力下得以保留下来，到今天有些已经成为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地标。如此抢救保护文物古迹的事情，父亲不知做了多少。

　　翻阅一下父亲的年谱就会发现，父亲几乎参与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所有重大事件，有些还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比如父亲参与了解放战争中为解放军在作战中参考使用的《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的印制；参与了国徽的设计；参与主持了长城、故宫、布达拉宫等重大项目的维修；参与了历史文化名城和名村名镇的立法保护；参与了推动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行动；参与了启动大运河、蜀道等申遗工作……在忠实履行一个文物工作者的天职，身体力行为保护古迹布道的同时，父亲构架的“中国古建保护理念”明确阐释出中西建筑之别；父亲对梁思成“整旧如旧”的思想进一步阐发，提出“现状不等于原状”的见解；父亲总结的“四保存”原则，至今仍为文物界广泛采用。父亲把古建、古迹、名胜分门别类进行研究和整理，编写了众多有关宫殿、园林、寺庙、陵寝、古塔、楼阁等名胜古迹方面的专著和图书。父亲的一生就是这样，一边奔跑着，一边思考着，一边呼吁和书写着。

　　“知行合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立身之本。它要求知识分子既能身体力行在实践层面去改造世界，还要在思维领域中去认识世界，并且能够超越社会发展的现状，超越普通常识的局限，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视角，提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见解，提出具有超前性的预见和判断，为后人提供前行的线索。父亲一生都在追求思想上的发现理论上的新见，并为之不停疾书，可谓著作等身，文章无数。他的笔墨生涯跨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文革”、改革开放等诸多历史时期。要将父亲的文稿汇编成集谈何容易。

　　父亲一生没有在家中收藏一件文物，惟四壁图书文稿，客人来访往往有寸步难移之感，而父亲却自得“坐拥书城”之乐。父亲去世后，母亲曾有整理父亲书稿之念头，但苦于“书山文海”只能望洋兴叹，迟迟不能下手。而北京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敢于知难而进，甘冒文海钩沉文渊打捞之苦，实在令人感激和敬佩。2017年1月，由北京出版社编辑的《罗哲文文集》出版，《文集》不仅是学术的积累和文化的传播，更能看到北京出版社的责任和远见。《文集》所凝结的不仅是父亲的学术成果，而且折射出了那一代文化人、知识分子能够在社会发生狂热时保持清醒，在社会失范时发生警醒，在社会集体无意识时高声呐喊的人性光辉，他们用自身的能力和掌握的知识，说一些该说的话，做一些该做的事，并以此对事业负责，对民族负责，从而报效国家。

　　父亲走时没有为我们留下任何物质上的财富，《文集》可以算是他以知识分子的品格和良知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吧，这些精神遗产如同中国知识分子的天性和胎记一样，刻在父亲的身上，闪烁在他的文字里。借用古人的那句话：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