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时吾邑学者金元钰坚斋撰辑有《竹人录》，其自撰小序，有曰：

　　吾疁自前明正嘉时，朱松邻模宋元小景，创始刻竹。嗣后，专门名家，或行草楷隶，或人物山水，并称绝技。尝论刻竹虽小道，其人非具郑虔三绝，灵襟洒脱，居处出尘，不能下一笔。世人比之子刚治玉、抱云治铜，犹未识诸君子之用心矣。夫粤镈燕函，迁地弗良，工是技者，舍吾邑则无能为役也。

　　坚斋此序，实可代表当时嘉定士人对本地特有之人文品类“竹人”及其创作之评价。其又言编撰此书时态度：“就平日见闻，广为采辑，又为区别其源流支派，使览者真赝显然。”而同时学者李赓芸生甫序中评此书：“其体裁简净，持择谨慎，不遗不滥。用以备吾一邑之绝艺，则亦不可少之书，而必传之作也。”

　　此书刊行二百年来，学界奉为竹刻艺术之《圣经》，有其所致也。因竹人之努力，不仅嘉定人文中增“竹人”一流品，而竹刻亦成一地人造物产中之知名者并名播海内，其功诚大矣。并因之，吾邑人文风教之特别处，亦得以彰显，而为世人称道。

　　竹人之其人其艺

　　《竹人录》所载竹人，上始明正德、嘉靖时朱鹤，下迄清乾隆、嘉庆时庄绶纶，凡六十余人。其述竹人出身，如侯崤曾为“金吾世胄”，沈氏（大生、兼、尔望）为“业医”，殷永清初以“砚田餬口”，刘起为“博士弟子员（生员）”，施天章乃“自幼习为（竹刻）”（王鸣韶《嘉定三艺人传》），周颢则“读书不应科举”（钱大昕《周山人传），浦灿为“邑庠生”，杜书绅、徐裕基为“诸生”。可知诸人或出书香之门，或为医学世家，或自幼即为匠门之徒，而其人之才艺有可赏，人品有可贵处。

　　竹人之才艺风华，《竹人录》记之甚详。其中典型者有：

　　朱鹤：号松邻。工韵语，兼雕镂、图绘之类。所制簪匜，世人宝之，几于法物，得其器者，不以器名，直名之曰“朱松邻”云。

　　朱缨：号小松。工小篆及行草，画于长于气韵，间仿王摩诘诸名家，山川云树，纡曲盘折，尽属化工。刻竹木为古仙佛像，鉴者比于吴道子所绘。诗不苟作，有《小松山人集》。

　　朱稚征：号三松。善画远山、澹石、丛竹、枯木，尤长画驴。其雕刻刀不苟下，兴至始为之。所刻笔筒及人物、秘阁、香筒，或蟹或蟾蜍之类，当时即已宝贵，今日则琼弁火齐，名重五都矣。

　　沈大生：工朱氏雕镂法，诗画俱洒脱不凡。

　　沈兼：字两之。沈氏世习幼科，至两之而术益深。自少精心篆隶。父汉川从朱三松学竹刻，两之尽心摹拟，尽得其传。所镌印章，直逼秦汉。论琴并得神解。著有《醉吟草》。

　　周乃始：工诗善画，间以余事寄兴琅玕，书画皆有味外味。

　　杨褒：少多病，长而好学，书画杂艺，靡不究心。创为竹章篆刻，其钮制悉遵秦汉，见者咸以为得未曾有。娴吟咏，著有《寓意集》、《竹章印谱》二卷。

　　吴之璠：所制薄地阳文最为工绝，今流转人物、花鸟笔筒及行草秘阁，秀媚遒劲，为识者所珍。

　　封锡禄：字义侯。天资敏妙，奇巧绝伦。吾疁竹根人物盛于封氏而精于义侯。其摹拟梵僧佛像，奇形异状，诡怪离奇，见者毛发竦立。至若采药仙翁、散花天女，则又轩轩霞举，超然有出尘之想。世人竞说吴装，义侯不加彩绘，其衣纹缥缈，态度悠闲，独以铦刀运腕如风，遂成绝技。

　　顾珏：刻露精深，细入毫发，一器必二载而成，是不袭前人窠臼而能独立门庭者。戏仿灵璧、英州石，以沉香、黄杨木制为奇峰，真有山高月小水露石出之致。

　　施天章：工绘事，以竹刻名，巧若神工。雍正间，织造使者以所刻进，命供奉如意馆，所造益精，一时无两。

　　周颢：行草跌宕奇伟，师苏长公，而多自得之趣。山水竹石，临摹宋人名家，尽得神髓。山人天分既高，以画法施之刻竹，合南北宗而为一体，无意不搜，无奇不有。

　　邓孚嘉：工画山水，一丘一壑，多自得趣，设色亦浑朴冲润。所镌折枝花最为工妙，其法直起直落，枝本比附而成，重花叠叶，薄似轻云，而映带回环，秀媚精雅，躁心人未许问津也。

　　于竹人之人品风度，坚斋有曰：

　　朱鹤：为人孤介绝俗。

　　朱缨：貌古神清。穷而畸，于世与俗为无町畦。天性耿介，绝无阿比意。

　　朱稚征：小松仲子，稚美之弟，祖父兄弟三世以高尚称。三松性简远。

　　沈大生：为前代遗民，两之《题禹川小照》：“溪流数曲竹千竿，清映须眉昼亦寒。心事不随时世改，百年犹见旧衣冠。”

　　沈兼：生平以介行重于乡。

　　周乃始：与同里孙松坪、陈道山、张紫庭诸先生结诗酒会。

　　封锡爵：家居杜门，禅榻萧然，经年不踏城市。

　　封锡禄：性落拓不羁。

　　周颢：性磊落不羁，而未尝与物忤，家无儋石储，而未尝以衣食累人。读书不应科举，而欲画独有神解，仿古贤山水人物皆精妙。富人慕其画，或致金币不即得，偶然欲画，画成随手乞人无矜色。朱令异而访之，避不见。逮朱去任，卒于苏，乃幅巾往吊而哭之。其介特如此。（钱大昕《周山人传》）

　　王之羽：自署逸民。挈妇归城西，拓地数弓，艺菊栽松，潇然绝俗。

　　徐枢：笃于古谊，师殁，行心丧礼，居恒尤以品节自持，吾邑隐君子也。

　　马国珍：年六十余，种竹莳花，罐园自给。

　　可知竹人之才艺实可赏，人品诚可贵，故宜其为时人之欣赏与推崇也。其人或为底层学者，或为下层平民，然其为社会普通百姓之身份则一也。

　　3明徐学谟之《朱隐君（缨）墓志铭》（《归有园稿》“文编”卷六）.jpg

　　学者眼中之竹人

　　竹人其人其艺，上已简略述及。然竹人之表现，尚有其更大意义所在。此于明清以来不同时期嘉定地方志书所载，及学者诗文集中所记可以见之。

　　县志之为竹人立传，始于明万历时，其人为朱缨。其后清康熙时又有朱鹤、朱稚征，乾隆时有沈兼，嘉庆时有王易、吴之璠、周颢、周笠、杨褒、周锷，光绪时有沈大生、周乃始、封锡禄、封锡璋等。其人或列隐逸之目，或入艺术之门。光绪《嘉定县志》编撰者于此等人物传后下按语：

　　隐逸：《范史》传“逸民”，后世志乘援以为例，非必有严光、庞德公之流也。沧海遗民守死善道，山村野叟躬耕读书，其志节亦不可及。阙焉弗详，何以发潜德之幽光乎。

　　艺术：书画杂技，代有传人，刻竹尤擅绝，虽壮夫不为，抑亦雅人之所托欤！然使其人本无足录而徒以一艺自鸣，君子亦何取焉。

　　知其人之为后人看重，乃因人文传统精神有以成之。

　　学者之记述竹人者，明有徐学谟之《朱隐君（缨）墓志铭》（《归有园稿》）、娄坚之《先友朱清父（缨）先生传》（《学古绪言》）、清有李圣芝《周墨山（乃始）传》（《竹人录》，下同）、秦云翁《杨隐君（褒）传》、钱大昕《周山人（颢）传》（《潜研堂集》）、王鸣韶《嘉定三艺人（施天章、周颢、周笠）传》（《竹人录》）。徐学谟官至尚书，为文章巨手，其家居时，小松为座上宾；娄坚经明行修，学界知名，小松目为小友；钱大昕博学鸿儒，其书稿刊行，海内争睹。真因竹人其人其艺有可贵可赏处，故得二百余年间学者之不断欣赏，进而为文赞颂揄扬之，而嘉定竹人之名亦得闻名海内。

　　嘉定自南宋建县以来，素称民勤俗朴之乡。士人以读书谈道通古今学问为贤，其人虽有进身出仕为官者，待其退而在野，则俨然一布衣百姓。尊德尚行，安贫乐道，以文章气节相砥砺，引掖后进，此风所致，而有教化嘉定之名。士人其为功桑梓者，大矣。

　　中国社会传统之人文精神与理想，在教人如何做一理想之人，合格之人。知其本分，知所当行，乃做此等人物之基本之道，而读书明理则是学习知晓此等人物之基本途径。有一做人榜样在心，然后知言行有所遵循，而其人生亦可得放心。于前引按语可知，竹人其人皆是好学向善之辈，亦是知藏用之人。守其德，知其用，与人为善，于事有功。其人如此，而获学者之赏鉴与同情，自在情理中矣。

　　2清周颢竹石图竹笔筒 上海博物馆藏.jpg

　　竹人于嘉定人文之贡献

　　前述嘉定士人以尊德尚行、清节自立为一地人群作表率，而吾乡百姓亦乐有其人。因之，嘉定社会淳朴之风俗得以安然延续数百年而不坠。而竹人身处其中，沾之受之，济之成之，真有鱼在池中，身段得裕如而不知之境也。

　　竹人之表现，其于嘉定风气培养上之贡献已如前述。而其于地方物产上之贡献有堪值大书特书者，为竹刻与盆树。盆树（盆景）始于明朱三松，仿古名画，以宣州石布置盆中，杂植诸树。老杆虬枝，绮葩绣错，掩映成林而高不盈尺，一树培养，修剪亘十余年，更有至数十年始成者。因其再造天工，为人倾慕，效而习为之者众，故成一地知名物产。后之竹人中如沈兼者亦善此艺。清初知名学者嘉兴朱彝尊诗有“疁城花石爱堆盘，定武花瓷尺半宽”之句，同时知名学者邑人赵俞有《盆树》诗，以歌咏赞叹竹人此创造。

　　如竹刻，则因其技艺精绝，风雅绝伦，样式众多，加之习之者代有其人，其名早在世人耳目之间。于志乘可知，其于晚明时已为地方知名物产。清康熙时封锡禄、封锡璋兄弟以此绝技服务宫廷，及雍正、乾隆两朝封氏之子弟门人继之，而嘉定竹刻遂名播海内。其佳者成文人墨客清斋雅玩，而好事者亦袭之如奇珍，出于名手者则直是重如拱璧矣。

　　晚清历社会变迁，前人风范虽渐趋式微，然遗泽犹在，竹人以设肆营业为生。此格局至民国时犹然。虽然，竹刻为一地特出物产而获时人喜好之情则一如往昔。

　　5清宣统元年（1909）闰二月二十五日《疁报》第十四号，“先哲画传”之明竹人朱小松像.jpg

　　近人眼中之竹人与竹刻

　　清末辛亥革命以前，社会没落无望，国人倡导改革，以期重起国运。在此风气披拂之下，吾邑地方有识之士除积极响应清政府宪政号召以谋地方自治外，复思创办报刊以发心声。其时创办并影响地方深远者为《疁报》。该报以改良社会与破除阶级为宗旨，其目的在呼吁民众有所觉悟，以起而建设一个新嘉定。其出版销售，不仅限于县内各乡镇，即其时嘉定游历各地之学者，近则太仓、宝山、上海，远至南京、北京等地，亦有订阅者。其风声所播，影响地方人心，可谓深厚。

　　《疁报》于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创刊，至民国九年停办，有社论、风俗谈、国闻、城厢新闻、各乡新闻、文苑等栏目。从第九期（宣统三年正月）起，间有“先哲画传”一栏，至第二十五期（同年八月），总介绍有宋高衍孙、杨滋、明朱小松、黄淳耀、侯峒曾、明末清初张鸿磐、清陆陇其凡七人。高衍孙为嘉定创县首任知县，一县规模因之而定；杨滋因保疆御敌有功社稷而获赠护国忠惠侯；侯黄两先生为忠节，名耀史册；张鸿磐因折漕事有大功于桑梓；陆陇其以理学鸿儒知县嘉定，惠政不可胜纪。唯朱小松乃以一竹人之身与列其中，其于邑人心中之地位，藉此可以想见。

　　于嘉定特产竹刻之介绍与报道，《疁报》编者更是不遗余力不厌其烦。如《太属物产会嘉定出品情形报告书》、《新嘉定的计划》、《竹刻审查之报告》、《改良竹刻之概况》等等，除介绍竹刻于我嘉定之地位外，不乏对其时现状作客观之评论，并盼从事此艺者能自强，以求竹刻艺术之新生。

　　任该报编辑者，或为主持地方学校者，或为游学海外归来者，皆为学有所成，见解独具而热心地方事务之辈。故其所发言，乃可代表当时嘉定一辈学人之心声。而竹人与其所创造之功业，与我嘉定之意义，诚自在不言中矣。

　　清嘉庆、道光时嘉定学者程廷鹭《塗松遗献录》言吾邑竹人托兴奏刀，其人皆高逸之士。洵为知者之言。竹人以一平民布衣而得造福桑梓，其才情绝艺之表现，蕴藉中有其妩媚，平和中见其英华，而疁城文教之可爱处，更因之而得溢出嘉定，而为海内共欣赏。竹人之努力，使中华文艺又增一新品类，而益现其丰富与多样。于竹人之表现，已征其为嘉定之光荣，而其人于各自不同之表现中，皆成就完成其各自之一番于理想人生的向往与追求，其为传统人文精神之一理想人物，亦在不言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