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岩教授简介：1988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200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88～2003年在山东省博物馆工作，任研究馆员、副馆长等职。2003年9月调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任教。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学院副院长。1996～1997年为美国芝加哥大学美术史系访问学者，1998～1999年任华盛顿国家美术馆高级视觉艺术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2013～2014年为美国哈佛大学美术与建筑史系访问学者。著有《安丘董家庄汉画像石墓》（1992）、《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2002）、《中国表情》（2004）、《从考古学到美术史：郑岩自选集》（2012）、《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 （2012）；合著有《山东佛教史迹》（2007）、《中国美术考古学概论》（2007）、《庵上坊：口述、文字和图像》（2007）；合译有《礼仪中的美术》（2005）、《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2009）等。

　　明远考古文物社（以下简称“明古”）：非常感谢郑岩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2014年您在川大办过一个讲座，讲过一个题目。我记得您开场的时候，您说到您处在一个特别尴尬的一个位置，好像既不属于考古，又不能完全属于美术史的范畴，特别有中间这种“一点五”的感觉。您是怎么看这种情况的呢？

　　郑岩教授（以下简称“郑”）：对，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涉及到两个学科的关系问题，就个人而言，也是在考虑自己是在做什么的。这里面也涉及大家在这些年讨论的一些概念，比如说“美术考古”或者说“考古美术”。我想，提出这些概念的人、讨论这些概念的人，常常都是从自己切身的一些工作经历、研究经历出发想问题的。我们反过来想一下，这个世界上其实本来也没什么所谓学科，大家都是为了工作方便划分出很多框架来，我们都被限定在一些格子之中。有的人就不在意这些东西，或者故意要超越这些系统。比如说，有人问卢梭是做什么东西的？他就很生气地说：你以为我是在一块地里工作的驴子吗？但是一般来说，近代以来，还是越来越有一种关于学科的自觉意识，现代学者越来越在一种学科的概念下来工作，所以，我们也会自觉地来想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要怎么做，我和哪些东西有关系。其实在古代的时候，你说那些文人，他也不太在意自己是做什么的。你说黄易（整理者注：1786年，最早“发掘”并试图复原武氏祠的清代学者）是干什么的？他就是一个官员，一个读书人，他还去做金石学的研究，他也画画，也写诗，书法也很好。其实在他那儿不太存在学科边界的问题。我曾有过的焦虑，很多人都有，是一个现代人在现代体制中的焦虑。

　　我自己原来也是学考古的。我少年时代信息有限，也不是出于对考古感兴趣才学的考古。我自己喜欢画画，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而无法实现这个梦想，就想去学美术史。我当时想考中央美院的美术史系，但是没有报上名，就报考了考古专业。因为小时候画过画，我就老对古代的图像、艺术品感兴趣，所以慢慢地又在学习这些东西，逐步接触到一些美术史的知识和方法。开始大部分是自学，后来就得到一些老师的指导。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调到中央美院工作。这个工作环境，使我更多地从美术史的角度考虑问题。但是，我所有的学位都是考古学的。所以，十多年前，我比较纠结我是做什么的。过了几年，我又想：算了，不想了。我反正是以考古学材料为基础，以问题为中心，我就这么做，做下去，做到哪儿算哪儿。不纠结的目的，其实是想打破那些区隔。但最近几年，我又回到一个比较自觉的状态，又在想，我在美术史这块儿我能做一些什么事情。今天我对自己的定位，可能更多地是一个美术史的研究者。但是，因为我的学习、工作经历比较特殊，我也希望能在考古学和美术史这两个学科之间，起一些过渡、连接的作用，或者为大家交流提供一些方便。我很有兴趣做这样的工作。

　　明古：那您的著作《从考古学到美术史》是出于这种出发点吗？

　　郑：对，我在前言中有一个简单的交代。这本集子的题目“从考古学到美术史”是一个历时性的关系，也是我个人的一个研究范围。我从A点到B点，也可以从B点到A点，我觉得不一定是单向的关系。我不脱离了什么，背叛了什么，或者投诚了什么，我想不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明古：郑老师，就是一般都讲的问题，请讲一下您的求学经历和背景，包括对您现在学术研究等的影响。

　　郑：这就说来话长了，其实蛮有戏剧性的。我父亲是个画家。他是五十年代末的大学生，毕业之后留校任了一年助教，后来赶上六零年生活困难时期，学校合并了，他就回原籍，到县文化馆，在那里工作了一辈子。后来就赶上各种政治运动。他一辈子特别有书生气。在那个环境中，常常不愉快。他老是认为画画惹了很多事儿，其实是那个时代的问题。我受他的影响，小时候特别着迷画画。我高考的时候就想学画。我父亲却不太支持。当时我还不理解，现在到我这年龄，我就特别能想象到的他那种矛盾和心酸。这是他的专业，儿子想子承父业，他又不允许。他其实在内心非常纠结。为什么？他告诉我，学画有两个问题：一要受穷；二会惹事儿。我后来打听到中央美院有美术史系，我就说我去学美术史。他当时可能认为我真可怜，就同意了。我为此还准备了一下，找着我父亲上大学时油印的美术史讲义读。都是马粪纸，现在我还保留着，那纸简直就是没法看的那种，纸浆就是那种蓝色的、红色的，那就是最困难的时候油印的讲义。看第一部分史前，什么讲黑陶、白陶、彩陶这些东西，连插图都没有。但我都很有兴趣。但是，当我报名的时候，我根本找不到中央美院的招生简章，因为我们县里没有人考中央美院，当时我就没报上名。后来突然看到山东大学的简章，历史系考古专业的选修课中有石窟寺研究、汉画像石研究。我想，这些东西和艺术史有关。我们县城里有一个汉代的画像石墓，那时候都不开放，在一个苹果园里面。我就机会看过一次，印象深刻。我当时带一个笔记本，临摹那些石刻，画了一本子。所以，我一看山大的招生简章，这门课就跳到眼中。我父亲喜欢读书。文革后期，《文物》、《考古》这些杂志复刊了。那时候没有多少书可看，我父亲就读这些杂志。我就跟着他看。小时候就知道殷墟、殉人呀，大汶口文化什么的，就对考古有模糊的印象。我高考的时候，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了，好多同学都去报经济系、法律系。但是我都没有兴趣，我就这样学了考古。

　　我很幸运，那时候山东大学考古教研室主任还是刘敦愿先生。我们的辅导员我一说你们都知道，就是许宏老师。许老师只比我大三岁，但我现在在他面前要执弟子礼。他那时候大学毕业刚留校。到了大二，我有机会去拜见刘敦愿先生。我带着我的画速写给他看。刘先生特别高兴，说：哎呀，我多少年就盼望有一个学考古的学生喜欢画画，你终于来了。我记得他那天极其兴奋，拿着一支铅笔，一边看我的速写本，一边说这个好，然后就画一个圈，更好的，他就画两个圈，最好的，他就在边上画三个圈。我极受鼓舞。我这时才知道刘先生是原来抗战时期杭州国立艺专的学生。当时在学校迁到重庆以后，他到中央大学去听蒙文通先生、丁山先生的一些课，他后来就改行学历史。他是所谓的考古“黄埔一期”，参加了最早的考古培训班。他也是山东大学考古系的创始人。

　　到大三的时候，山东大学实行了一个制度，只实行了一年，叫“优秀学生”制度。按照比例，我们班有一个名额，我当选。优秀学生可以享受准研究生待遇，这待遇是什么呢？也没有钱，就是有一个指定的导师，那我的导师就是刘先生。这样，我就名正言顺地成为刘先生的学生了。那时候，我常常到刘先生家里闲聊天，就帮他做点事，抄抄稿子、画画图什么的。那个时候刘先生不像现在的老师这么忙，所以有时间跟我谈很多。我跟他零散地读了书些书，如《左传》、《史记》什么的。他强调学考古要有文献的底子，要博览群书。那时候跟他读德国格罗赛《艺术的起源》。刘先生读书面很广，我记得他读《伯罗奔尼撒战史》、希罗多德的《历史》。他把他那本1948年版的米海利司《美术考古一世纪》借给我读，那上面还有译者郭沫若先生的签名。等我大学毕业以后刘先生就退休了，不招研究生了，所以我就没有读他的研究生。像许宏老师、方辉老师，再早一点的倪志云、栾丰实老师都读过他的研究生，我就没有机会读了。

　　那个时候我在山东省博物馆工作，没有机会下田野。博物馆门庭冷落，闲着没事干。博物馆这时期处在一种赤贫的状态，基本工资能发下来，没钱做展览，我就只好读书。那时候真是很无聊很寂寞，周围学术气氛淡弱。博物馆里一大堆从舞台上退下来的演员，领导也多是外行。就是这样一个很艰苦的条件下，刘敦愿先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每隔一两个星期就到老师家里去。师母做菜做得好，我去了，常常是坐下来就吃饭。我有时候长时间不去，刘先生就派他儿子蹬个自行车来找我。所以我跟刘先生很有感情，他去世快20年了，我办公室里始终都有他的照片。因为刘先生的重点是做美术考古，我的兴趣慢慢就转移到这上面来。当然也有些零零星星地做些田野调查，但都不是很正规。我和老朋友刘善沂（刘敦愿先生的长子）、李清泉等在济南郊区调查一些佛教寺院、摩崖窟龛造像之类的东西，但一分钱的经费都没有。

　　1994年，我认识了汪悦进，当时他还是哈佛大学的博士生，他当时到山东去调查。他对于帮助极大，我们后来的友情一直延续至今。后来他在美国帮我找了一点钱，1996年10月，我就去了芝加哥大学。那一年汪悦进正在芝加哥大学教书，后来哈佛又把他挖回去了。在芝大，我认识了巫鸿先生。从那时候开始我算是正式地接触到美术史。我名义上是访问学者，实际上就是个旁听生。

　　我就记得汪老师开车到机场接了我，先去了学校。他说我还有事，你先在学校等我一下。我行李都还没打开，脸也没洗一把。他说，巫先生正在上课，要不你去听他课去，我说好。我推开教室的门，从后门进去，坐在那儿听课。我在芝大其实只待了五个月，但是这五个月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我听了很多门课，然后读书、看博物馆，收获非常大。最大的收获是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做法。材料还是那些材料，但巫先生、汪先生讲中国艺术史，是完全不同的角度，完全不同的解释方式。我接触到了另外一种学科和另外一种做法，和原来在国内学到的考古学形成了一种对比，多了一个参照系统。这启发我不光是对他们新的东西思考，也反过来想为什么原来考古学学的东西是那样。过去会觉得很多东西是天经地义，现在觉得不一定，知道了任何一个东西都有前因后果。

　　那时我正好30岁。就这五个月回来以后，一下子认识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我要做一个学者了。在这一点上，巫鸿老师、汪悦进老师对给了我极大的鼓励。那时候我涉世不深，也很迷茫。经济热潮中，大家都炒股，很多年轻人都发了财。我们坐冷板凳读书，看不到希望，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只是咬着牙自己在做。但是这次美国之行，我开始在学术上有了新的理想。我记得我最后要离开的时候，跟巫鸿先生辞别，巫先生就告诉我，你回去以后就好好做。他说话也不夸张，他有一句话，我很受鼓舞。他说你在我们这里待的时间不长，但你的专业基础，我觉得不比我们的博士生差。你想，我那时就是一本科毕业生，连硕士都没读，只是自己在博物馆枯坐着读书。他这话一说，我顿时就有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