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永杰：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先后在甘肃省博物馆、吉林大学考古学系、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工作。现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南中国海考古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

　　晋南地区的民间鼓乐，有着多样的演绎方式和广泛的受众群体，是极具特色的地方性传统民俗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中，就有“锣鼓杂戏”、“翼城花鼓”、“威风锣鼓”、“绛州鼓乐”等多项与鼓有关的民间艺术形式。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出土了大约4500年前的鼍鼓，更是将这一民俗的文化根源上溯至遥远的新石器时代。

　　《说文》解释“鼍”为“水蟲。似蜥易，长大。”《山海经第五·中山经·中次九经》也有相关记载：“又东北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其中多良龜，多鼍。”郭璞注云：“似蜥易，大者长二丈，有鳞彩，皮可以冒鼓。”按照今天的生物学分类，鼍，属于鳄形目鳄科鼍亚科鼍属，又名中华鳄、扬子鳄，俗名土龙、猪婆龙。因此，鼍鼓，即为用鳄鱼皮蒙的鼓。

　　陶寺遗址中，共出土鼍鼓8件。如M3015:16，鼓身呈竖立的圆桶形，当为整木挖制，通高100.4厘米，上端直径43厘米，下端直径57厘米。外壁有彩绘，可辨粉红或赭红的底色，并以白、黄、黑、蓝等色彩描绘图案，依稀可见回纹、云纹等几何形图案。鼍鼓的鼓皮往往已经腐朽，但鼓腔内常见散落着数枚至数十枚不等的鳄鱼骨板，因此，蒙鼓的皮应该就是鳄鱼皮。鼓腔内还常常能见到一些黑褐色的低温烧制的陶质小圆锥体，据推测，可能是贴附在鼓皮上作调音用的。由此可知，随葬的鼍鼓可能是实用的。这8件鼍鼓分别属于该遗址早期的5座大型墓，大墓随葬品丰富，包含陶、石、玉、木、骨等各类质地，炊具、饮食器、礼器、乐器、饰品等各色品种。对比同时期的中小型墓，这显然不是一般人所能享有的待遇。由于墓葬曾经过不同程度的破坏，墓中随葬器物并不完全。由M3016等3座墓中鼍鼓成对立于墓底的情况可知，大墓中随葬一对鼍鼓应为定制，且有固定的摆放位置。

　　随葬鼍鼓的墓内，还常见有1石磬、1陶鼓与之组合，三者集中出土。陶鼓在发掘报告中也被称为“异形陶器”，体形大小不一。其整体形似一个长颈葫芦，有一卵圆形的腹部，上接一筒形颈，颈口有一至二周突纽，颈腹交界处设竖耳一对，腹底中央向下突出一个筒形孔，周围环列三个筒形小孔，腹饰绳纹并贴附捆绑式的附加泥条。尽管目前没有能证明这类器物就是“陶鼓”的铁证，但从其与鼍鼓、石磬的组合关系，上下贯通的器形特点，颈口可能具有蒙皮功能的突纽，施加彩绘这种对鼍鼓装饰的模仿等方面来看，推测其为鼓一类的乐器，也合情合理。

　　由于陶器不易腐烂，陶鼓并不像木质鼍鼓那么罕见，其分布几乎遍布整个黄河流域。如山东邹县野店、河南渑池不召寨、陕西武功浒西庄、甘肃永登乐山坪等遗址中所见者，在器形特点上与陶寺所见者异曲同工。其中，以邹县野店出土的陶鼓年代最早，大致相当于距今5500年左右的大汶口文化中期，距陶寺鼍鼓也已有千年之久。如此看来，在进入文明社会前，黄土地上的逢逢鼓乐，就已经是跨区域、跨时代、跨文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