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这一年，他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

　　1914年，一个瑞典地质学家来到中国帮助找矿；1921年，他发现并挖掘了仰韶文化遗址，结束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历史，并拉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史的序幕。

　　他不仅让一个普通的中国小村庄成为中外学术界向往的古文化圣地，还为发现“北京人”起到了“先导作用”。他就是“仰韶之父”安特生。

　　安特生被仰韶村迷住了

　　1921年10月23日，当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开幕整整三个月后，瑞典人安特生再次来到河南渑池，受到县知事胡毓藩亲自迎接。

　　6个月前的4月18日，安特生曾经来过渑池一次。当时到车站迎接他的，就是县知事胡毓藩。

　　第一次到渑池时，安特生想必印象深刻。有他的瑞典同乡史天泽——一位1905年来到渑池西关基督教堂传教的牧师，会说流利的汉语——充当翻译，更有胡毓藩安排的县政府第三科录事王茂斋陪同，他坐着胡毓藩的蓝色轿车，后面跟着运载杂物的铁脚车，还有4名警察充当保镖。

　　他们浩浩荡荡地来到仰韶村。安特生被安排住进村中大户王兆祺家。王兆祺和王茂斋一起陪同安特生并负责应酬，村民王兆英负责采买，安特生则集中精力每天带着人在村子周围考察。

　　安特生被仰韶村完美的地质构造和宁静的田园景色迷住了，他一住就是8天。这8天中，他忘我地投入到地质调查和考古之中，并收集了四大木箱的石器、陶片和部分骨器、蚌器。这些珍贵的文物都被运到了中国农商部。

　　“老安”第二次来到仰韶村

　　安特生回到北京后，对采集到的文物进行了仔细研究，初步认定仰韶村是中国远古时代的一个文化遗存，极有必要进行一次考古发掘。他征得了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翁文灏等人的支持，又把自己的黄金烟斗送给农商总长张国滏，取得了张的支持和同意。又经过半年努力，他终于获得了同意发掘仰韶文化遗址的批文，二下仰韶村才得以成行。

　　一切准备就绪后，挖掘10月27日正式开始。

　　在挖掘中，安特生体现了一个考古者的职业精神。他整天待在工地上督促指导，决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与此同时，他一有空，就雇村民采集岩石和古生物标本，详细考察周围的地质、地貌、地层等情况。

　　他先后开挖了17处挖掘点，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和少量骨器、蚌器。直到12月1日，历时36天的发掘工作才结束。

　　12月4日，安特生把发掘、收集到的标本、实物等，分装成11个大木箱托运回北京。

　　安特生在渑池期间，给“福音小学”捐过款，还带去一架手摇留声机，晚上给群众放“洋戏”，还给村里一对新婚夫妇拍过照。他的亲切随和，赢得了村民的喜爱，人们亲切地称呼他“安牧师”或“老安”。

　　楼兰古城的发现震动了他

　　安特生的发现与挖掘，结束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历史，也拉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史的序幕。令人好奇的是，一个家乡远在万里之外的外国人，是怎么和这个中国并不起眼的小村庄联系在一起的？

　　先从安特生的履历说起吧。1874年7月3日，他在瑞典纳克省奥里不罗市附近的乡村谢斯塔出生；1892年进入乌普萨拉大学地质学专业学习；1898年，作为纳梭斯特教授的助教，他第一次带领学生去了北极圈、斯彼特山地、查尔斯王岛，次年又组织了对北大西洋熊岛的勘察。这些都为他日后的爆发奠定了基础。

　　1901年，安特生以优异成绩完成大学课程和研究生课程，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助教。

　　1901年到1904年，他参加了由奥托·诺顿斯基德发起的南极洲考察活动，并发表了大量著作，尤其是与诺顿斯基德合写的《南极》一书，获得了世界声誉。

　　1906年，他成为乌普萨拉大学教授，同时兼任瑞典地质研究所所长。

　　1911年，第11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他成为大会秘书，并组织编写了四卷本的《世界铁矿资源》调查报告。

　　这些成就不仅让他享有国际声誉，也引起了中国科学界的注意。

　　就在安特生奔赴南极考察时，瑞典地理学家、探险家赫文·斯定踏上了中国大陆，发现了被人类遗忘千余年的楼兰古城。这让安特生格外震动，他开始将考察热情和探险目光投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