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夏之交的日子里，窗外是江南的秋风细雨，读着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先生向媒体宣布的信息：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将于5月21日至23日在河南郑州举行，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面向未来的中国考古学、面向世界的中国考古学”。与会的将有来自中国84家研究院所、高等院校、考古文博机构及11个国家的7、800名专家学者，可以相信，这次会议不仅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是空前的，其社会影响力也一定会是空前的。

　　考古学原本是一门非常小众的科学，在中国2300多所高校中，设有考古专业的不超过30家；全国职业考古学家大概不足3000人，在近14亿人口的大国中真的是凤毛麟角。然而，由于考古学拥有自身的强烈特色，因此，在越来越现代化的社会体系中，它的影响力却是越来越大。那么，在学科林立的现代学术体系中，考古学究竟拥有什么学科特色？

　　首先是“物质性”。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如哲学、政治、文学、经济、宗教、语言、法学、社会、艺术、历史、考古等诸学科中，可能很少有如考古学这样主要依靠物质性资料而展开的。人类创造的所有文化与文明成就，大体上可以分为物质形态的、非物质形态的两大类，研究非物质形态的学科有多种多样，而全面综合研究其物质形态的主要的就是考古学。况且，我们知道，所有的物质文化形态中实际都天然地包含着特定人群的精神文化诉求，从“物质”到“非物质”再到“人”，这是考古学家必然要面对和解决的三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问题视域。同时，也正是因为考古学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物质性，因而使得它的方法论同时具有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双重要求。

　　其次是“长时段”。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可能没有任何一门科学如考古学那样涉及到人类至少300万年的时间跨度，它对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所有能够观察和把握的体质、工具、社会、文化、文明现象及人地关系做长时段的研究，具体包括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等。这一特点的意义在于：只有长时段，才能尽情浏览难以计数的人类文化或文明共同体从产生、发展到消亡的全过程；才能发现若干文化事象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化规律；才能捕捉某一事物反复出现的周期及其所包含的运动机理；才能探究许多现象从量变到质变的速率及其致变因素。

　　第三是“多样性”。自然界、人及其文化虽然起源于统一性，但只有通过“多样性”才能持续生存、运动和发展。由于个体生存的时间、空间和体验的有限性，人们实际上无法去发现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由不同人及人群所创造的多样性文化，加之人们往往依靠阅读文献去了解历史，而古代文献中涉及的“物质文化”是当时的写作者运用他能够获取的有限材料并经过取舍剪裁而构建的“生命体”，其中的“遮蔽”、“傲慢”和“偏见”也是不可避免的。为此，人们往往会以“我”为主，感受不到人类文化的多样、博大、精深，限制了认知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也限制了在有限生命的条件下感知人类无限创造性之精彩并加以享用的可能。而考古学家们在中国或在世界上不同地方发现了不同时期、不同内涵及结构与特征的“文化”或文明“生命体”，如我们今天能够谈论、欣赏和感知的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中国文明、玛雅文明和印第安文明以及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二里头文化、滇文化、越窑窑口、邢窑窑口等等难以数计的文化或文明共同体，无一不是出自考古发现和研究的结果。而且，每一种“文化”或“文明”的背后所潜藏的创造者及其创造过程会给我们带来重多的惊叹和礼敬。

　　第四是“实证性”。在现代考古学诞生之前，人类早已出现了文献记录的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文献极其丰厚，成为研究历史的宝库。然而，文献记载也需要实物资料的验证，因为事实证明，许多文献所说与考古发现是不相吻合的，它们构成了互相补充的关系；此外，文献史学只能记录文字诞生以来的历史，在世界上，它不超过5000年，在中国则不超过4000年，在文字诞生之前的数百万年历史则基本上要依靠考古学才能够获得证明；再有，古代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古代文字的掌握者主要是为统治者服务的社会阶层，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被统治者的历史很少得到文献的反映，而考古学对物质文化的发现和研究恰恰可以弥补这一不足，从而使人类的历史变得更加全面，更接近真实，也更加公平；还要注意的是，所有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都是在特定的空间或地点与环境中展开的，而古代文献往往缺少这方面的细节资料，现代考古学的每个遗迹和遗物却都强调具体的出土地点、层位和生存环境的资料，它可以有助于复原历史事件的场景，洞察人、时间、空间三者的内在关联性。当然，最重要的是，考古资料具有实证性，它不相信华丽的词藻或模糊的描述，而只用带有历史记忆特质的实体，揭示人类的各种文化事象是由谁、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创造和发展的。为此，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才说，文献和考古是互补的双轮，只有两者的协同才能保证历史科学的发展。

　　第五是“跨学科”。考古学的学科定位比较复杂，主流观点是属于人文科学，但也有把它归于人类学或社会科学或边缘科学，这表明考古学具有跨学科性，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考古学家的许多发现不是考古学的专利，它属于整个科学和人类。当然，考古学本身有着自己独具的研究领域，因为其内涵的多样性，还会分出史前考古、历史考古、考古人类学、美术考古、环境考古、科技考古、产业考古、宗教考古、建筑考古、陶瓷考古、城市考古、考古地理学等种种分支学科。它打破了固有的学科分类，涉足更加宽广的学科知识和视野；它往往以问题为导向，运用田野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去窥探与人类有关的一切领域，而不管它们是人文的、社会的、科技的还是人地关系的。如果考古学固守于人为划定的学科界域，它的发现能力和学科作用则会受到削弱，它更会愧对人类诞生以来为了文化进步乃至文明繁荣而做出的所有努力并且幸运残存下来的全部证据，为此，我们才经常说，考古学家首先是一个科学家，然后才是一个人文科学领域的历史学家。

　　第六是 “资源性”。考古学家发现的文化遗存属于公共资源，它除了具有科学研究价值之外，还是一种极稀罕的人类创新发展资源。各种发掘出土的遗迹和遗物，因其具有易感知性，可以让普通人满足好奇心，激发人们的探险欲望和寻根意识；可以为人们提供跨时空的文化实体，从而拓展每个社会成员在文化体验世界中的长度、广度和深度；可以在知识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今天，通过电视、电影、书本、报纸、刊物、电脑、手机、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大遗址或考古风景区、考古旅游、文化创意等种种方式和渠道，进入千家万户、分分妙妙，展示考古发现的独有魅力，实现着历史创造与现代生活的有机交融，推动着考古资源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有益启迪与持续奉献。

　　现代考古学作为科学世界的一员，实实在在是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我们身在其中，既倍感艰辛也分外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