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14年 12月 15日《北京晚报·五色土》刊发了记者就此案撰写的长篇报道,文中援引周作人长孙周吉宜的说明,其中写道:“‘文革’结束后,国家将一些被抄物品分批返还给周家,鲁迅博物馆返还了我们上万封书信,我们也到各单位认领了一些,但是找回的还是少数”。李何林馆长到任后,非常重视这批周作人被抄物品的整理和保管,曾组织研究室手稿组与博物馆保管部门的同志共同整理。从这批物品中还找到“五四”时期一批重要人物的书信,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雁冰、陈望道、郁达夫、蒋光慈、徐志摩、蔡元培、林语堂等人物的亲笔书信二百余封,这“上万封书信”确是一批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从中必然还会发现更多珍贵的文物。
关键词:书信;周作人;鲁迅博物馆;文物;文革;整理;周丰一;返还;保管;军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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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嘉德拍卖公司春拍, 以高价拍出唐弢珍藏的周作人手稿 《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 由此引发一件周家后人与嘉德的诉讼案, 多家媒体予以报道,引起人们的关注。 2014 年 12 月 15 日《北京晚报·五色土》刊发了记者就此案撰写的长篇报道, 文中援引周作人长孙周吉宜的说明, 其中写道: “‘文革’ 结束后,国家将一些被抄物品分批返还给周家, 鲁迅博物馆返还了我们上万封书信, 我们也到各单位认领了一些,但是找回的还是少数” , 等等。 因涉及到鲁博, 本人作为鲁迅博物馆的知情人、 经手人之一, 有必要说明这批周作人被抄物品是怎样进入博物馆的; 博物馆为了保护这批物品做了哪些工作; 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将这批物品全部归还周家的。
那是 “文革” 爆发不久的 1969年 2月 12日的下午,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红卫兵来电告知, 他们那里有一批从周作人家抄的物品, 问我馆是否愿意收留。 由于 “文革” 已经开始, 鲁迅博物馆已实行 “军保” 。 我们当即将此事请示军代表, 并得到军代表的同意。 开了介绍信又向北京市文化局(鲁博当时的上级单位)借了一辆130 卡车, 我与馆里的二三位同事于当日下午五时许坐车到北航附中。 这里的红卫兵带着我们穿过几道院落, 来到一个小屋前, 开锁后, 请我们进去。 展现在眼前的是, 满屋堆着的杂乱的陈旧纸张、 书籍、 册页、 条幅等, 被厚厚的尘土覆盖着。 旁边还有几个破烂的空木箱和柳条箱。 一片凄凉的景象, 令人心痛。 由于天色已晚, 我们几位同志商量一下, 无法对其清理。 在征得北航红卫兵负责人的同意后, 我们扒开这厚厚的尘土, 将这些物品全部分别装入屋内已有的木箱和柳条箱中, 一个纸片我们都不舍得留下, 装了约有六七箱,将其带回博物馆。 记得在装箱的过程中, 扬起满屋灰尘, 呛得我们几位同志几乎透不过气来。 同志们没有一声怨言, 因为我们知道它们的价值。
这批物品运到博物馆后, 博物馆曾辟了一间小屋专门存放, 由馆里文物部门设专人保管。 1975年 10月周海婴上书毛泽东主席, 1976年元旦起鲁迅博物馆划归国务院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直接领导。 请李何林任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 这期间鲁博经历了拆迁、 重新建馆、 陈列修改、 库房重建等事宜, 这批转来的被抄物品, 又被转入新建库房的单间存放。 虽几经搬迁, 但博物馆的同志以负责任的工作精神, 保护着这批物品, 无一件丢失。
李何林馆长到任后,非常重视这批周作人被抄物品的整理和保管, 曾组织研究室手稿组与博物馆保管部门的同志共同整理。 从中发现鲁迅亲笔书信 17封共22页; 周作人日记 20册, 还专门请做锦匣的师傅做了囊匣加以保护。 从这批物品中还找到 “五四” 时期一批重要人物的书信, 如陈独秀、 胡适、 钱玄同、 刘半农、 沈雁冰、 陈望道、 郁达夫、 蒋光慈、 徐志摩、 蔡元培、 林语堂等人物的亲笔书信二百余封, 这 “上万封书信” 确是一批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 从中必然还会发现更多珍贵的文物。 遗憾的是, 由于博物馆需要开展的业务繁多, 工作十分忙碌, 人手有限, 未能投入更多的人力和时间来整理, 数年来仅整理了其中的十分之一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中共中央全面落实 “文革” 后的各项政策, 周作人之子周丰一曾写信给时任文化部部长王蒙, 要求有关单位归还被抄的周作人物品。 王蒙部长当即作了批示。 博物馆遵照王蒙部长的指示,于 1988 年 3月 31 日曾派三位同志首先将周作人日记20册, 以及陈独秀等人的重要信件送还周家。 为此, 周丰一于 4月 20日致信鲁迅博物馆文物资料室主任云:“前于百忙之中来访, 携下发还日记等件, 对鲁博决心照政策行事, 表示钦佩” , 并对存藏于鲁博的其他物品提出他们的要求。 对此, 博物馆也曾请示国家文物局关于抄家物品中鲁迅亲笔书信的处理意见。 6月 28日国家文物局特发 088文物字 569号文件, 明确批示: 凡鲁博代为存藏的周作人抄家物品, 包括鲁迅书信在内, 一律返还周家。 根据文件规定, 博物馆即于当年 7月 19日将鲁迅亲笔书信 17封 22页奉还周家; 而后又将被抄的“上万封书信” 全部交还。 这批物品是由周丰一夫人张菼芳女士亲自来馆取走的。 至此, 从北航附中红卫兵组织转来的周作人被抄物品就全部归还原主, 无一遗漏。
使人不解的是,原本,本人与周丰一夫妇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不但经常有书信往来,本人也常去探望,有事还互相帮助。 可是当博物馆将周作人被抄物品全部归还周家后, 我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他们从此不再与本人联系, 以至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记得在周家取走鲁博交还的最后一批物品时,丰一夫人张菼芳还反复问我,是否还有东西未还。她对我们持有怀疑的态度, 使我感到很失望, 甚至感到很委屈。 当时我只好当她的面,把屋中所有装有周家物品的柜子、抽屉一一打开,请她过目——里面空空荡荡片纸皆无。她也无话可说,就离开了,可能心里的疑团并未散去, 有这种心情, 应当说也是可以理解的。现今,二老均已仙逝,这也许是一场无法挽回的误会吧!
实际上,作为国家的博物馆,它的每件藏品都必须署明来源,必须做到来龙去脉一清二楚, 并要建立详细的档案,以备查。我们绝不会将违反国家政策的物品作为馆藏文物而入藏的。
这是要应请周家放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