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资，从考古学角度对盐业生产展开的讨论也由来已久。然而，随着中国考古学从物质文化史研究向古代社会复原研究的转变，对盐业的研究也从基本的制盐技术和流程的复原上升到了盐业生产组织与社会功能研究的层面。燕生东先生的《商周时期渤海南岸地区的盐业》（文物出版社，2013年 9月。下文简称《盐业》）便是在这一领域的重要尝试。

　　通观全书，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虽然《盐业》一书的讨论对象是“盐业” ，但这一讨论一直都不是孤立进行的。无论是在田野调查、发掘的实际工作中，还是在后期的思考与研究中，作者始终将其置于一个古代社会的整体“系统”之中予以考虑，可谓跳出“盐业”看“盐业” 。从手工业生产的角度来看，《盐业》一书从寿光双王城、广饶南河崖和寿光大荒北央的 6 处遗址入手，复原了制盐生产的整个过程。这个过程形成一个完整的操 作链（The Cha?ne Opéra?toire），包括了取卤、过滤沉淀、蒸发、储藏、煮盐和冷却的全部步骤(77-105 页)。而这个操作过程的推测是与遗址中发现的遗迹现象相对应的，包括卤水井坑、沉淀池、蒸发池、储卤坑、工作间和盐灶等结构为复原制盐的整个工艺流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相同的结构在多个遗址反复出现，为我们深入认识制盐的技术和流程提供了佐证。

　　制盐遗址性质的确认和制盐流程的复原仅仅是整个研究的一个开始，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多维的视角。这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资源”。制盐的卤水来自哪里，制盐所用的盔形器在哪里生产，煮盐的燃料是什么，搭建工棚所需的木材来自哪里，盐工的食物、淡水等生活资料来源于哪里，这些都与制盐生产密切相关。也正是这些问题，引导着作者走出遗址，进行了大量的遗址周边（off-site）调查，从景观 （langdscape） 的角度为这些问题找到了较为合理的答案。

　　盐业遗址虽然都位于海边，但海水却不是制盐的直接原料。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距离海岸线一定距离有着浓度几倍于海水的高浓度地下卤水区，由于月潮等原因回溯到这里的海水经过蒸发浓缩、下渗聚集、海陆变迁等一系列过程，形成了高浓度的地下卤水 （28-31页）。利用它们制盐比利用海水要高效许多。同时，盐碱地土壤盐度高，很难开垦种植，但盐碱地上的柽柳群和洼地、沼泽、河畔的芦苇则是煮盐的好燃料和建筑用材（23页）。渤海南岸地区的盐业遗址主要分布在莱州湾沿岸的高浓度卤水区和马山子中低浓度卤水区。这里淡水资源匮乏，海潮造成的贝壳堤以及与其相关的淡水泉则很可能是盐工们的淡水来源之一（26页）。而重要的制盐工具盔形器的生产则是在与盐业遗址配套的咸淡水分界线两岸的聚落中完成的 （172-207页）。对这些重要资源的来源进行考察，使得我们对渤海南岸地区制盐手工业的观察得以融入到整个社会与环境的大“系统”之中，从而为我们更为立体地观察制盐生产提供了重要的自然与社会背景。

　　在技术与资源两个层面的讨论之后，《盐业》一书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盐业生产组织（Production Organisation）及其在当时社会、国家背景下的运行模式这个更为宏观的“系统”之中。而这一目标的达成则与聚落考古的研究方法密切相关。

　　建立准确的年代序列是展开区域聚落结构分析的基础。单纯的盐业遗址缺乏可资利用的地层关系，陶器种类也非常单一。因此作者将这个问题的讨论纳入到盐业遗址群-咸淡水分界线两侧的聚落群-内陆腹地聚落群这个相互联系且融为一体的系统之中进行考虑，从而很好地解决了年代问题。在区域聚落的空间分布上，作者除了对重点盐业遗址进行解剖发掘之外，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层面的分析使得我们对当时的盐业生产组织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从盐业遗址的角度来看，每处盐业聚落群下可划分若干的制盐作坊小组群，每个组群下，又可划分为若干的制盐单元。这样的三级结构，很可能对应了古代社会中的三级生产组织单元（167-169 页）。作者还对人口的规模和产量进行了初步的推测。这样的分析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当时盐业生产的社会组织结构，了解当时的生产组织构成和管理模式。而在时间的维度上，在盐业生产的三大时期 （殷墟时期、商末周初、西周早期偏晚） 中，制盐规模随时代发展依次递减，而每处聚落群下的小组群数量明显减少，小组群下的制盐单元却明显增多，作者认为这种“集中化”倾向是为了便于管理，意味着盐业生产组织管理方面的变化。而从晚商到西周盐业生产性质的变化也是作者历时性考察环节中的重要内容。从生产规模的减小，到盐业聚落群的合并、整合，再加之其他地区制盐业的兴起，很可能预示着此地由国家盐业生产中心变为区域生产中心（264-265页）。

　　从更为宏观的晚商与西周王朝的角度来看，《盐业》一书将制盐生产纳入到国家视角进行分析。在这个等级体系内，作者通过对聚落内涵的分析，指出了位于咸淡水分界线的李屋、兰家等遗址很可能是与制盐遗址配套的盐工夏秋冬季及亲属人员生活的居住地，并专门为滨海盐场烧造煮盐工具盔形器。而其中一些等级较高的聚落则有可能管理和控制着盐业生产。再向内陆还存在着苏埠屯等遗址为代表的更高等级的聚落，而他们则应该是更高等级的政治、管理中心，同时也兼有后勤保障和军事保护的作用（241-244页）。此外，产品的流向也是手工业生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虽然盐为易溶品，很难直接对产品本身进行追踪，但作者还是通过对盔形器的考察，发现了其与中原殷墟等地的联系，并对可能的水运线路进行了推测。

　　生产者、原料、生产技术、生产组织、产品、分配和消费是手工业生产研究中的几项要素，《盐业》一书将对上述内容的讨论纳入到环境、资源、社会和国家的整体系统之中，给读者展现了商周时期渤海南岸地区盐业生产的整体图景。虽然其中的生产规模、产量等问题的讨论还都有一定的推测性，但仍不失为受工业生产领域从物文化史到古代社会复原研究转型过程中的典范之作。

　　（燕生东著，文物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定价1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