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共享文明成果,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追求。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则需各方积极努力。在古代文化遗产与现代公众之间,考古学像一座桥梁,沟通古今。但这一切并不会无端端地发生,而且随学科专业化的逐步加强,原本有趣的发现往往被转述为生硬的研究成果而在小圈子内流传,成为“考古方言”,很难成为“普通话”而走进公众的视野,被广泛认知。如何使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惠及大众,转而使文化遗产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与利用?这属“公众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讨论的范畴。

　　公众考古学聚焦于“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过去”,“过去对我们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等责任感问题上,因而超越了对“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学理探讨而上升到对“过去为何发生某事及其对于当下的意义”的阐释的哲学层面,以及具体践行活动中。其目的是通过参与式的实践,调和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与利益,从而助益文化遗产的保护。

　　2012年5月起,借配合“申遗”而对海龙囤展开大规模考古发掘之机,经过周密的筹划,文物部门在海龙囤考古现场开展了一系列旷日持久、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公众考古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被称之为“公众考古的典范”。作为遵义重要旅游目的地海龙囤,因为与土司政治及其生活的密切关系,对包括考古学家在内的公众都充满诱惑,这是相关活动能顺利开展、各方利益得以体现的重要前提。

　　加之相关活动是在“申遗”背景下开展的,地方政府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积极投入到活动中来。地方政府通过专题会议、现场办公、文件等方式,极力推进考古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作为利益相关者的行政部门和考古者的利益均得到充分体现。而针对专业化和公众直接参与的不和谐,组织者则通过讲座、媒体宣传、现场体验等方式,让公众了解自身过去的公共权力得到部分满足。

　　基于海龙囤的公众考古实践,在面对面或通过媒体与大众的互动中回应了社会的关切,尽可能调适了各方利益,对文化遗产保护有着正面的、积极的意义；同时强化了考古学科存在的价值,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效应。

　　公众考古,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李飞 贵州省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