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制度设计与推进策略

　　作者简介：田建荣，男，陕西彬县人，教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陕西 西安 710062

　　内容提要：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考试大体经历了学校单独招生、多元化招生、高考统一招生、高考分类考试等发展阶段，标志着我国高考制度由国家本位、政策本位向社会本位、人本立场的转变，符合人才甄别、成长与培养规律。我国高职院校“生源危机”的根源在于高职毕业生社会升迁歧视、阶层向上流动的阻隔以及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为确保分类考试成为高职院校招生的“主渠道”，必须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依据，采行政府大力推动、社会积极倡导、院校主动调整、家长观念转变与积极引导考生等策略，确保诸多利益相关者的观念转变、协调发展、共同推进。

　　关 键 词：高等教育 高考制度 分类考试 高职院校 制度设计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高考分类考试与普通高中转型发展研究”(BHA160090)

　　中图分类号：G710；G424.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7)04-0020-07

　　DOI：10.15983/j.cnki.sxss.2017.0433

　　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是当前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战略重点和目标任务。其中，“分类考试是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前提与基础，直接决定着综合评价的质量与多元录取的效果”，“本质上是广大考生根据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而自主选取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校、自考组织、成人教育机构等继续深造的职业生涯规划选择”，“是一种学校与考生自主双向选择与匹配的过程”。[1]目前，重点是加快推进高职院校分类考试，使高职院校考试招生与普通高校相对分开，这有利于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动态平衡发展，从而促进人才选拔的合理分流与自主成长。历史实践证明，高等职业教育不仅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对于实现个体高等教育选择权、促进扩大就业、缩小城乡差距、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等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高职院校招生被置于普通高校招生之下，故而存在着“生源危机”日益严峻、“生源竞争”日趋激烈、“生源质量”日渐降低等问题。值此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之际，深入分析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考试的历史变迁及其现实困境，探讨高职院校分类考试的制度设计亮点，进而提出完善高职院校分类考试的推进策略和观念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高职院校招生考试的历史变迁与现实困境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已经形成普通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与成人高等教育三足鼎立的发展样态。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作为我国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职业教育无论院校数量还是在校生人数，都已经占据了普通高等学校的半壁江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根据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16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64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0%。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852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560所(含独立学院275所)，而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1219所，高职(专科)院校1341所。由这个数据和统计口径来看，高职院校在统计上属于普通高校，并且主要在专科层次办学。也就是说，至今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仍隶属于普通高等教育体系的低层次组成部分，这就严重影响了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共生”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SCED)把高等职业教育视为与普通高等教育并列的一种教育类型。高等职业教育担负着技术型人才与技能型人才的培育责任，而普通高等教育主要培育学术型人才与工程型人才，高等职业教育是作为一种类型而存在的有别于普通高等教育的新体系，旨在培养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不同的人才培养规格就决定了其在人才选拔方式上的差异性。

　　从历史来看，高等职业教育是大工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起步虽早，但发展缓慢。1902年颁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学制“壬寅学制”首次列入了“实业教育”，分简易实业学堂、中等实业学堂和高等实业学堂3个层次来实施；民国初年“壬子—癸丑学制”又分称“乙种实业学校”“甲种实业学校”和“专门学校”。其中，“专门学校”承担的就是高等职业教育的任务；1922年“新学制”确立了高等职业教育在学制中的独立地位。其实，伴随着清末洋务军事技术学堂和实业学堂的开办，现代意义上的高等职业教育实际上已在我国发轫。只不过福建船政学堂等洋务机械、鱼雷以及电报、铁路等学堂都是以培养中高级技艺型人才为目标，当时由于招生规模小，各学堂办学迥异，新式学堂均采取各校单独招生的办法，主要是面向社会招收“身家清白的良家子弟”入学，也有从军队中的武弁或文职人员中选送，没有严格、统一的入学考试，且各校入学考试的时间、要求也不尽一致。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专科学校组织法》，改“专门学校”为“专科学校”，规定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为宗旨”。这一时期，专科学校入学考试仍然由考生分别报考，各校组织招生委员会自行考试，分别录取。专科学校“招收曾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级中学；或同等学校毕业；或具有高中毕业同等学力，经入学试验及格者”。[2]656抗战时期，鉴于形势所迫，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三十一学年度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自行招生办法》，规定各高校可以采取联合招生、单独招生、委托招生和成绩审查方式以及保送免试等多种招考方式录取新生，此招生办法一直延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74

　　新中国建立后，专科教育在学制中一直扮演着类似于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角色。但自1952年确立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以来，专科学校一直作为普通高等教育中的一部分，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在考试时间、考试科目、政治审查、健康检查等方面都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的要求相同。只是在录取时，实行一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即按总分由高分到低分，分为若干等级，逐级分配录取，并强调录取学生时，优先保证重点院校。1977年，高考恢复，至今高考都一直是学生进入大学的主要方式，所有的普通高中生统一参加一年一次的高考。在招生录取的时候，分数高的进入本科院校，分数低的进入高职(专科)院校，高职院校仍然是作为普通本科院校下面的一个层次而进行招生，招收的学生往往也是分数比较低的考生。可以说，在这种“全国一张试卷”选拔录取各级各类高校新生的时期，普通高校的“落榜生”便成了高职院校的主要生源，高职院校只能在第三批、第四批阶段开始录取新生工作，部分高职院校甚至要通过征集志愿和补录才能完成招生任务，高等职业教育实实在在沦落为依附于普通高等教育的低层次教育形式。

　　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之后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日益扩大；至2007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到1000万，之后开始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以此为节点，在普通高校录取率逐年提升的情况下，位于高考录取序列末端的高职院校很快出现生源危机。特别是在“重学轻术”的传统观念影响下，许多学生宁愿复读也不愿入读高职院校，这不仅使生源整体质量下降，而且高职院校学生报到率低，流失率高，生源危机持续蔓延，进而影响到整个高等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和质量提升。[4]例如在2016年高职院校招生中，湖南省高职院校招生征集计划为4145人，江苏省高职院校招生征集计划为13227人，陕西省高职院校招生征集计划为13909人。另据陕西省发布的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高职(专科)批次正式投档情况统计数据显示：在陕西参加招生的文史类院校有541所，其中150所院校在陕西遭遇“零投档”。理工类584所院校中，“零投档”院校多达106所。[5]足见我国高职院校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生源危机。

　　事实上，高职院校生源危机的根源主要在于社会升迁歧视与阶层向上流动的阻隔以及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不解决这三大问题而仅仅从高职院校的招考方式上“开刀”，只能治标不治本。尤其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社会已经实现了“有大学上”到“上好大学”的转变，而人们心目中所谓“好大学”的标准依然是毕业后“好找工作”“工作体面”和“收入丰厚”的普通高校，特别是“211”以上重点大学。高等职业院校由于家长、考生与社会用人单位的认同度低以及自身存在着“招生专业结构失衡”“办学重规模轻质量”和“招生行为急需规范”等原因[6]，故而造成高职院校在生源竞争中的被动局面。当然这也从中折射出我国高职院校招生面临着“调结构、转方式”的经济发展新形势，面临着如何适应适龄人口减少带来的新问题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后所出现的新情况，更面临着高等教育需求的理性化、多元化带来的新机遇以及高等教育国际化带来的新挑战。[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