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俊，男，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政策。

　　内容提要：技能的形成几乎必然涉及学习者对身体的运用，然而过往的研究较少关注职业教育中的身体维度，而身体社会学的理论则能揭示出一些过去关于职业教育及技能学习的难以发现的现实。在身体研究的诸多理论之中，福柯关于权力关系对身体的控制和干预的论述对于分析劳动中的身体及技能形成非常有用。不同种类的工作中劳动者运用和支配身体方式存在明显的差异，且这些差异受到对应工作场所的权力关系的影响。在学校场域中，身体则常常被忽略和边缘化。从身体社会学的视角看，技能形成系统的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身体由谁支配？技能习得的过程中受到哪些社会参与者的影响？他们争夺身体支配权的博弈的规则是什么？其背后的权力关系是怎样？

　　关 键 词：身体 技能 身体社会学 权力关系 规训

　　基金项目：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社会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4YJC880026)；湖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北职业教育发展研究院基金项目“湖北省职业院校治理能力研究”(项目编号：2015A105)

　　中图类分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16)28-0028-06

　　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过程，即学习者技能的学习和形成过程不可避免的涉及身体的运用与身体技能的发挥，一方面，许多职业技能的核心在于动作技能；另一方面，即使是对于那些动作技能要求不高的工作任务领域而言，身体的状态及运用也会影响到其职业技能的发挥及工作绩效的表现，毕竟精神与身体难以分割。然而，由于大部分的研究者的思维惯性及研究范式的原因，过去对于职业教育及技能形成的分析却很少专门涉及其中的身体维度。笔者尝试通过这篇文章提出一个粗略的分析框架，为今后更加深入具体地对技能形成的身体维度的分析探索一条可能的路径。

　　在笔者看来，对技能形成的身体社会学分析能够揭示一些我们从平常的视角难以发现的事实，因此，本文的第一部分将简要的介绍身体社会理论，并从中找出对于技能形成而言最恰当的概念及分析工具；技能形成体系的目标总是与现实中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本文的第二部分将把劳动中的身体放在聚光灯下，用身体社会学的相关理论进行剖析，并提出一些可能的分析维度；技能形成体系总的来说仍是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在第三部分将对学校场域中的身体进行简要的分析；文章的最后一部分，笔者将尝试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技能形成体系这一横跨工作世界与学校世界的特殊的教育场域中身体的诸多可能性。

　　一、当代身体社会理论的起源

　　从表面上看，身体与社会学及政治学的关系相对较远，身体仿佛更应该是医学、生物学和体育学等学科关注与研究的对象，然而，人的身体的许多方面，诸如性别、种族、身高、年龄和残障等都难免与社会地位和权力联系在一起，身体也因此作为地位与权力的标记而实际上处于社会及政治秩序的中心。[1]然而古典社会学很少将身体置于关注与研究的中心、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但会关注人的行动的性质，并从侧面探讨了人的具身体现(或曰涉身性，英文为embodiment)②的某些方面，比如，社会学会关注语言，但没有意识到，语言能力本身就是具身性的，在这个意义上，身体在古典社会学中处于一种缺席在场(absent presence)的状态。[2]

　　1980年代以来，身体研究成为了社会学及政治学等社会理论关注的重要领域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工业社会长期深刻的转变。伴随着重工业生产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比减少，后工业环境中服务行业重要性的提高，传统城市工人阶级的逐渐衰落，基督教清教主义正统思想的式微及大众消费主义的盛行，谴责性享乐的道德机制的逐渐消失，在后工业主义、后福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环境下，快感、欲望、差异与游戏性被越来越多的强调与鼓励，商品化、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逐渐兴起，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休闲与消费的机会逐渐增多，“劳动的身体成为追求欲望的身体”；加上与之相关的家庭权力关系的变化，身体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且这种关注不再仅仅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待身体，身体被当作“美好生活的标志与文化资本标识物”，身体逐渐“处于理论上和政治上突出的位置”。[3]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身体的社会理论得到了发展。政治学对身体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更加符合其传统范式，它将对权力的研究与对人类身体的分析结合在一起，由此产生的身体政治理论自然将关注的焦点之一放在性别与种族等身体特征与权力的相互关系上。[1]身体政治学尤其关注政治对个体和集体身体的规划、监管和控制，它存在于生殖和性领域、工作和休闲方面，以及疾病和其他的人类反常状态中。[4]我国学者王华将学术界对身体政治的讨论归纳为这样几个维度：历史—文化中的身体政治、生育—医疗中的身体政治以及生产—工作场景中的身体政治。[5]

　　概括来说，尽管古典的社会学及政治学并没有将身体置于其研究的中心，但近几十年来，社会理论中已经涌现出大量的身体研究的著作与论文，身体社会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乃至理论已经确立起来。

　　二、代表性身体社会理论的简要介绍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许多学者都运用社会理论的不同概念与工具对身体进行的研究，在此笔者尝试介绍几个较有影响且与本文主题相关的几位学者的相关论述与分析。③

　　英国学者布莱恩·特纳希望通过把身体融入有关社会秩序、社会控制和社会分层的社会学传统争论中，并重新思索这些传统的社会学思想。[3]他将霍布斯的秩序问题重新概括为身体治理的问题，从而提出了“身体秩序”理论，他结合了霍布斯对身体几何的分析与帕森斯对社会系统再生产的分析，指出所有社会系统都必须解决的四个方面的身体问题，即人口历经时间的再生产(繁衍)、作为体内问题的欲望约束(约束)、人口在空间中的调控(管束)以及身体在社会空间中的表征(再现)。[3]这一身体秩序理论提供了分析社会中的身体问题的类型体系，为身体研究的分析搭建了一个宏大的框架。

　　亚瑟·弗兰克对身体的研究路径与特纳不同，他关注的首先是个体的身体所面临的行动问题，而不是社会系统层面的秩序问题。对于弗兰克而言，身体作为肉身现象的存在对于个体与其自身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身体与社会都是社会的“身体技术”——话语、制度和身体的肉身特性的综合——的中介与结果。弗兰克借鉴了特纳与吉登斯的研究，指出了行动的身体所面临的四个问题：控制、欲望、他人关联性以及身体的自我关联性，以及身体运用的理想类型：规训态、支配态、镜像态与沟通态。[2]这些身体的用法类型都是应对解决身体的行动问题的对策，它们有赖于并有助于身体技术的维续，而社会系统正是从这些身体任务赖以执行的中介成长起来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