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张宗麟：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践行者和幼教事业的开拓者

　　作者简介：马乐，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史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史；郑刚，教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史（湖北 武汉 430079）。

　　内容提要：陶行知和张宗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他们既是师生，又是同事和战友。他们的一生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南京高等师范的初识，到晓庄师范的默契合作，再到抗战时期对彼此事业不遗余力的相互支持。陶行知是张宗麟教育事业中的重要导师之一。张宗麟不仅是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主要传播者和践行者，也是陶行知幼教事业的开拓者，他在乡村教育和幼儿教育上的建树，都和陶行知有着紧密的联系。

　　关 键 词：陶行知 张宗麟 生活教育 乡村教育 幼儿教育

　　基金项目：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中国幼儿教育思想传承与创新研究”（BOA140020）。

　　陶行知和张宗麟之间有着深厚的师生之爱、同志之谊和战友之情。陶行知是张宗麟大学时期的导师之一。张宗麟大学毕业后，先是在鼓楼幼稚园工作，后又投身乡村教育，成为陶行知的得力助手。在晓庄工作期间，张宗麟协助陶行知主持晓庄师范学校的工作，使晓庄师范学校获得瞩目的成就；还协助陶行知创办了我国第一批乡村幼稚园，开辟了乡村幼儿教育的新天地。晓庄被封后，张宗麟虽辗转南北，却一直致力于宣传和实践生活教育理念，把生活教育推向更广阔的领域。他们一生的教育事业交织在一起，张宗麟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积极传播者和践行者，他的乡村教育实践有力地支持了陶行知的乡村教育事业，扩大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影响。

　　一、陶行知和张宗麟的人生交集

　　陶行知与张宗麟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初识，在晓庄师范相知、相交，这奠定了他们一生的感情基础。在之后的岁月里，他们惺惺相惜、彼此支持，共同致力于民国教育事业的进步，推动社会的发展。1917年秋，陶行知留美归国后应南高师之聘，任教育学专任教员，先后主讲“教育学”“教育行政”“教育统计”等课程。张宗麟也于1921年初考入南高师，当时陶行知任教育系主任。在读书期间，张宗麟对陶行知广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十分敬仰，但此时他们的交往并不深，仅是一般的师生关系。

　　1923年夏，陶行知辞去东南大学的职务，专心致力于中华教育改进社工作及促进平民教育运动。在平民教育运动中，他逐渐认识到“中国以农立国，一百个人当中有八十五个住在乡村里。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也就是到乡间去的运动”①。此后，陶行知的思想意念和事业重心开始向乡村社会和乡村教育上面转移。1927年陶行知在南京郊区创办了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以培养乡村学校的教师开展乡村教育。张宗麟被其“教育农民，救中国必须先从农民着手”的主张所吸引，于同年9月兼任晓庄第二院（幼稚师范院）指导员。1928年上半年，为了集中精力从事乡村教育，张宗麟辞去待遇优厚的南京市教育局的工作，转往晓庄学校工作，任指导员及指导员主任。在晓庄期间，张宗麟是陶行知先生的得力助手，“他除了协助陶行知安排大家的学习、生活以外，还带着师生到校外乡村，打扫街道，办小商店、小图书馆，教育农民讲卫生、求知识”②。1929年晓庄试行学院制，“为谋各幼稚园之试验研究及指导集中起见”③，在陶行知和张宗麟的领导下成立了专门试验乡村幼稚教育的蟠桃学园。在晓庄的三年，张宗麟协助陶行知实现了晓庄辉煌的办学成就。这期间也是他们交往最密切、合作最频繁的时期，他们的深厚情谊也是在这时建立起来的。1931年到1934年间，为躲避蒋介石的通缉，张宗麟辗转来到福建、广西、四川、湖北等地。张宗麟每到一处或创办乡村师范，或演讲宣传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使生活教育得到广大师生的理解与支持。

　　1935年，陶行知介绍张宗麟到梁漱溟创办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张宗麟被梁氏聘请担任邹平县乡村师范校长。在主持该校工作期间，张宗麟按照晓庄师范的办学模式对其进行彻底改革，使学校的面貌焕然一新。1936年初，张宗麟回到上海，适逢陶行知和沈钧儒等建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不久，陶行知受全国教育联合会的委托，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出访，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张宗麟便接办陶行知委托的国难生活教育社，并负责指导山海工学团、余日章小学、新安旅行团、自然科学园等的国难教育工作。在陶行知出国近3年的时间里，张宗麟任劳任怨，全力负责，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38年8月，陶行知回国后，张宗麟先到香港参加欢迎陶行知回国的会议，向他报告国内情况。3个月后，他又去香港见陶行知，商议共同筹办育才学校事宜。之后，陶行知在重庆筹办育才学校，张宗麟继续在上海做救亡工作，并协助陶行知筹措办学经费。由于张宗麟组织复社、发行进步刊物，很快成为日伪和蒋帮特务暗杀的对象，1942年底他被迫奔赴延安。在延安时，他仍挂念着陶先生，他在《和黄炎培留别延安诸友》一诗中写道：“延安也有一劳山，更比劳山安且闲……寄语巴州诸长者，桃源刻刻忆人间”。其中“巴中长者”就是指当时正在重庆的陶行知先生。

　　新中国成立后，思想界开始清算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1951年起，因批判电影《武训传》而牵涉到陶行知，陶行知成为受批判对象。迫于政治压力，陶行知的许多弟子转而批判陶行知，但张宗麟不畏压力，在《人民教育》上公开发表《关于陶行知先生》一文，仗义执言，为陶行知辩护，并在《对陶行知先生的认识和我的初步检讨》中写道：“陶行知先生是我三十几年前的老师，而且我做过他的得力助手，直至今日，我还敬爱这位老师。”

　　二、陶行知是张宗麟的重要导师之一

　　陶行知不仅是张宗麟的大学导师之一，影响了他的治学态度，更是他思想的导师，张宗麟的乡村教育和幼教思想无一不受陶的影响。

　　张宗麟在刚入大学时特别注意对教育行政的研究，陶行知恰好主讲这门课，成为他大学的导师之一。陶行知在教学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的教学尤其重视引导学生走出课堂，对中国现时教育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带领和指导学生进行讨论和研究”④。陶行知注重实践、强调通过广泛的社会调查获得一般事实的治学态度深刻地影响着张宗麟。张宗麟无论在求学或参加工作期间，都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强调通过调查来获得一般事实。如1925年10月，他花费近半个月的时间调查江浙一带幼儿园的状况，之后发表《调查江浙幼稚教育后的感想》一文，这不仅是当时第一篇通过实证研究了解我国幼儿教育状况的文章，而且在文章中通过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详细说明了当时我国幼儿教育的外国化现象严重的事实。

　　1927年陶行知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开始在生活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开展乡村教育。张宗麟受大革命思潮特别是其导师陶行知的影响，开始从事乡村教育。在跟随陶行知从事乡村教育的实践中，张宗麟加深了对生活教育的认识，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教育主张。他关于乡村教育和幼儿教育的一系列论述，是对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在这两方面的具体运用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