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春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2006、2008和2011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采用Mare升学模型，系统考察1940-2010年各教育阶段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通过5个出生年龄组比较分析，发现小学教育的城乡机会不平等在下降，初中教育的城乡机会不平等没有变化，而高中及其他高级中等教育的城乡机会不平等持续上升，大学阶段的城乡机会不平等略有上升。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中等教育的城乡不平等是教育分层的关键所在，初中升入高级中等教育阶段的城乡机会不平等持续扩大，而这是导致农村子弟上大学相对机会下降的源头。与此同时，本文还对工业化理论假设、再生产理论假设和文凭主义假设进行了验证，数据分析结果支持再生产理论假设。

　　关 键 词：教育不平等 城乡差距 教育扩张

　　一、研究的源起

　　近三年，国内公众舆论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的讨论越来越多，人们尤其关注城乡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媒体和学者们对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否扩大、农村子弟上大学是否越来越难等问题产生了争论，社会学研究者也纷纷采用大规模调查数据来尝试回答这些问题。笔者曾于2010年撰写《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一文(李春玲，2010)，利用国家统计局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考察大学扩招政策实施以来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否有所下降，其结果发现：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不但没有下降，而且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反而有所上升。这一结果在当时引起了一些争议，令笔者进一步深思。大学扩招政策之后，大学招生人数持续增长，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成倍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农村子弟上大学的相对机会反而下降了呢?为解此惑，笔者进行了一些田野调查，观察到一个现象：大学扩招政策以来，教育领域和劳动力市场发生的变化(如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农民工就业机会多、高考竞争愈加激烈、大学教育成本上升、职业教育机会增加等等)对于农村家庭和城市家庭的教育选择产生了不同影响。部分农村家庭及其子女在初中毕业后(少部分在初中学习期间)放弃继续升学机会，进入劳动力市场；而绝大多数城市家庭及其子女会选择继续读高中，争取考入大学，大学生就业难和大学学费上涨等因素不会动摇他们要上大学的决心。另外，10年前在农村地区大规模推行的“撤点并校”政策对部分农村学生的学习进取心产生了某些负面影响。以集中教育资源和提高教育效率为目的的“撤点并校”政策，的确提升了少数重点学校的升学率和教育质量，但其他的村镇中小学因缺乏资源而教育质量低下，学生普遍学习成绩差，对学习缺乏兴趣，教师对学生放任自流；这些学校的学生、家长和教师都感觉升学无望，以混日子的心态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而后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意味着，教育领域和劳动力市场变化对农村家庭子女是否升高中的教育决策有部分负面影响，而对城市家庭的教育决策没有负面影响，而大学生就业难等因素反而使城市中上阶层家庭加大了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以便帮助子女上更好的学校，从而获得更具竞争力的学历文凭。这种现象使笔者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农村子弟上大学的相对机会下降，可能并非是大学升学阶段的不平等导致的结果，而是初中升高中阶段的城乡差距扩大的后果，即许多农村子女是在初中升高中阶段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如果的确如此的话，想要减少高等教育阶段的城乡不平等，提升农村子弟上大学的机会，就应该把政策调整的重心放在初中升高中阶段。而公众媒体因农村子弟上大学比例下降对高等教育和高考制度进行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击错了靶子。为了检验这样一个假设，笔者想在2010年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扩展，系统考察不同教育阶段(初等教育、初级中等教育、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机会不平等变化的趋势，重点分析近20年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变化的走向，确定是否是初中升高中阶段的教育分流导致大学升学阶段的城乡差距扩大。

　　另外，笔者2010年的研究建基于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转换数据，这一数据被认为有可能存在“选择性偏误”，而使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受到质疑(参见杨舸、王广州，2012；李春玲，2011)。从数据角度考虑，笔者也一直想采用一个更有代表性的数据来检验2010年的研究结论——“大学扩招后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差距在扩大”。不过，令人满意的数据并不容易获得。由于这项研究采用的是包括多组年龄同期群交互变量的Mare升学模型，因此需要样本规模较大的数据。如果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的样本数量较少，会影响交互变量的显著水平，从而影响检测教育不平等变化的准确性。经过了两年的等待之后，笔者有幸获得了符合条件的数据，可以重新检验2010年研究的结论，同时又可以进一步推进这一研究。

　　出于上述两个动因，笔者采用2006、2008和2011年3个年度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的整合数据，全面分析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年代变化趋势，系统分析由小学至大学的各阶段升学机会的不平等情况，考察家庭背景对个人教育机会的影响，着重观察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年代变化，以及在各级教育迅速扩张时期这些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同时，在理论层面，为了更深入地探讨教育不平等趋势变化的影响因素，笔者还检验了目前国际社会学领域解释教育不平等变化趋势的三种理论假设：工业化假设、再生产假设和文凭主义假设，并对工业化、教育扩张、国家政策变化、阶级结构改变如何影响教育不平等做出了解释。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际社会学研究领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大批学者对各阶段教育不平等及年代变化趋势进行了理论和经验层次的研究分析，而近20年来的研究重点是在教育扩张的大背景之下，考察家庭的阶级地位和文化资本等家庭背景因素以及社会结构性分割因素(如种族/民族)对教育机会的影响作用是否发生了变化，是否导致了教育不平等的下降或维持不变。研究者们主要围绕着三种理论观点展开争论。

　　第一种理论是工业化理论(industrialization thesis)，研究者称其为工业化假设。这种理论预测，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家庭背景等先赋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逐步减弱，而教育机会竞争将越来越取决于自致因素，从而导致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下降。工业化理论的支持者认为，除了原始社会——那时劳动分工不那么细，且是以年龄、资历或性别来分工，在其他所有社会，职业都是分层系统的基础，尤其在工业化社会，劳动分工日益细化、专业化，以职业的专业技能要求高低而形成了一种职业分层；人们的职业位置决定其社会经济地位，而职业位置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教育水平，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其社会经济地位回报之间紧密相联。基于工业化社会的功能要求——需要越来越多的拥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去担任相应的职业位置，教育系统不断扩张，并成为一种分层机制，以便把受教育者分配到各种工作岗位上(Lenski，1966；Treiman，1970)。进一步来说，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教育机会越来越取决于自致因素(勤奋努力和聪明才智)而不是先赋因素(家庭背景或性别、年龄、种族等先天因素)。因此，工业化理论的结论是，教育机会越来越平等化——越来越不依赖于家庭背景和先天因素。

　　第二种理论是再生产理论。与工业化理论相反，再生产理论(Collins，1971)并不关注教育提供工作技能的作用。再生产理论家所强调的是教育的另一种功能，即他们认为，在职业分层过程中，教育的功能是把中下阶层人群排挤到较低等级的职业位置上。具有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或阶层，通过制定学校教育的制度安排(如升学考试、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及学习规则等)以及向子女提供各种资源，帮助子女适应学校教育环境，使他们在教育机会竞争中获得成功；而来自于较低社会阶层和弱势群体的人，由于没有父母的帮助和家庭资源的支持，往往在教育机会竞争中被淘汰出局。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中，具有文化资本优势的社会群体通过以教育水平为基础的职业筛选和分配机制，保持着霸权和特权(Bourdieu，1977；Bowles & Gintis，1976；Carnoy，1974； Collins，1979)。再生产理论家指出，教育实际上再生产了原有的阶级地位和分层系统，上层阶级的子女通过教育获得了较高的阶级地位，而中下层阶级的子女因为失去教育机会而只能处于较低的阶级地位。通过教育系统，阶级地位在代际进行传递。在教育不平等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假设——MMI假设(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就是源于再生产理论，MMI假设认为，无论增加多少教育机会，只要中上阶级或优势地位群体未达到教育饱和，阶级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就会维持不变(参见李春玲，2010)。

　　第三种理论是文凭主义假设(credentialism hypothesis)。这一假设是在折中了上述两种对立的理论观点基础上提出的，因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文凭主义假设并非是一种独立的理论，它只是针对各国学者得出的相互矛盾的实证研究结果(有些国家数据支持工业化理论，而另一些国家数据支持再生产理论)，提出了一种解释思路。文凭主义是指人们依赖于某种资格证书而获得特定的工作岗位和社会地位。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往往根据受雇者的学历文凭来判断其是否适合某种工作岗位，高学历的人因而可以获得经济报酬较高和声望地位较高的职业岗位。为了追求较好的职业和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人们对人力资本进行大量投资，以获得较高的学历文凭，这导致整个社会崇尚学历文凭。文凭主义假设所涉及的就是这种文凭主义倾向对教育机会不平等所产生的影响。

　　文凭主义的理论假设也源于再生产理论。再生产理论家虽然强调教育作为阶级地位再生产的功能，但同时也意识到，学校教育的社会化功能与社会排斥作用(再生产功能)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冲突。一方面，学校教育作为一种有效的机制，可以使中下层群体的子女获得社会化而融入主导性的价值规范体系。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群体的代表们对政府施加压力，以扩张教育体系并吸纳更多的中下层群体的子女，例如少数民族或工人阶级子女。教育扩张的压力与中下层群体不断增加的融入学校教育体系的要求相一致，其结果是初等教育和初级中等教育机会不断增加，并且逐步达到普及。因此，初等教育甚至中等教育的获得越来越独立于家庭背景和先天因素，其平等化水平逐渐提高。但另一方面，中上阶层群体想要维持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优势，就必须保持他们在高等教育中的优势。他们用各种方式让中下层群体的子女远离高等教育，比如增加非学院式教育机会(如职业教育、技术学校、社区大学等)、提高大学入学标准或者提升大学学费(Karabel，1972；Shavit，1984)。因此，尽管整体上的教育机会在趋于平等化，但要获得劳动力市场上最有价值的学历文凭，家庭背景还是有影响的。文凭主义假设预测，家庭背景对较低层次的教育获得(如上小学和初中)的影响逐步下降，但对较高层次的教育获得(如上大学)的影响则保持稳定或有可能上升。

　　欧美国家的一些学者采用调查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了检验。在美国，费瑟曼和豪斯(Featherman & Hauser，1978)通过年龄组比较分析发现，家庭背景和先天社会因素对初等和中等教育获得的影响在下降，但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则没有下降。在英国，霍尔西(Halsey，1975)也观察到父亲职业地位对儿子的教育机会的影响在减弱。然而霍尔西等(Halsey et al.，1980)的研究则显示家庭和社会背景对教育获得仍有强烈影响。哈勒(Hailer，1981)和马勒(W.Muller)分析了奥地利和西德的调查数据，也发现家庭和社会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呈下降趋势(转引自Shavit & Kraus，1990)。在匈牙利，西姆库斯和安多尔卡(Simkus & Andorka，1982)的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对初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减弱，但对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影响没有下降。在法国，加尼尔和拉法罗维奇(Garnier & Raffalovich，1984)的研究则发现家庭背景及先天因素的影响保持稳定水平而没有下降。

　　1981年，美国社会学家梅尔(Mare，1981)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通过统计模型的改进纠正了以前的研究结论，将这一领域的研究进一步推进。梅尔认为，费瑟曼和豪斯(Featherman & Hauser，1978)的研究所发现的家庭背景因素对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影响下降，可能是由于不同年龄组教育水平的边际分布效应的作用。由于教育扩张和教育机会增加，不同年龄组的教育水平分布不同，越年轻的年龄组受教育水平越高。这一因素可能干扰了研究结论。梅尔设计了一种升学模型(transition model)，把年龄组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从而控制了教育水平边际分布的作用，并通过年龄组与各个自变量的交互作用项来考察家庭背景因素作用的年代变化，其结果发现，家庭背景因素的作用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在以色列，夏维特等(Shavit & Kraus，1990)采用同样方法，对以色列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家庭背景及先天因素的影响并没有明显下降。史密斯和张(Smith &　Cheung，1986)也采用这种方法对菲律宾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其结果也是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没有下降。西方学者对教育不平等变化趋势的研究模式在最近10年也传播到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社会分层研究者也对各自国家的教育不平等变化趋势与社会结构因素变化(经济增长、工业化、教育扩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与西方学者不同的一点是，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相关研究除了考虑西方学者通常关注的因素之外，还特别强调国家政策的影响(Buchmann & Hannum，2001)。

　　在国内的社会分层研究领域，教育机会不平等一直是一个比较核心的议题，许多研究者对中国教育不平等及其年代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分析(李春玲，2003，2009，2010；刘精明，2005，2008；李煜，2006)。这些研究发现，在经济改革之前的20-30年里，教育机会不平等有所下降，而经济改革开始以后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教育机会不平等明显上升(李春玲，2003；李煜，2006)；同时，研究还发现，由于政策干预和结构变化，不同类型的家庭资源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有所不同(刘精明，2008)。另外，刘精明(2008)和李煜(2006)的研究也考虑了不同升学阶段的教育不平等及其影响因素，并发现父母文化资本对于不同阶段的升学机率影响不同。不过，国内研究者重点分析的是家庭阶级出身背景所导致的教育机会差异，采用大规模调查数据专门分析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变化趋势的研究较少。吴愈晓(2013)的一篇文章考察了1979-2008年城乡教育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发现高中和大学升学阶段城乡教育不平等有所扩大，但这一发现也还需要进一步验证。一些国外学者在对中国的教育不平等进行研究时，也关注到城乡之间的差异，但与国内学者相同，他们通常也是在考察家庭背景因素时把城乡因素作为一个附带变量(Lu & Treiman，2008)。只有很少的学者专门分析城乡教育不平等问题，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美国学者艾米莉·汉纳姆等人的研究，他们对中国20世纪90年代至2004年的小学入学和小学升初中的城乡不平等进行了分析，发现小学入学阶段的城乡不平等没有变化，而小学升初中的城乡不平等在2000年之后有所上升(Hannum et al.，2008)。国内学者的研究较少验证工业化理论假设，而是重点考察重大的政策变化和制度变迁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大多数研究比较了改革开放之前与之后的变化，而对于最近10年，特别是大学扩招政策实施之后各阶段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研究较少。

　　三、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

　　本文的研究采用梅尔(Mare，1981)升学模型，即把年龄组变量加入多阶段升学模型，控制不同年代教育机会供给量变化的边际效应，在控制家庭背景及性别等变量的条件下，准确估计过去60年里城乡因素对各阶段教育升学机会的影响及其年代变化趋势。在观察教育机会不平等总体变化趋势的基础上，笔者特别想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即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是：目前社会公众以及一些实证研究发现的高等教育城乡机会不平等扩大是否主要是中等教育期间，即初中升高中(及其他高级中等教育)阶段的不平等扩大所导致的后果。同时，在理论层面，笔者也想通过中国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变化趋势来检验工业化假设、再生产假设和文凭主义假设。①

　　根据工业化理论、再生产理论和文凭主义理论这三种理论观点，我们可以分别提出以下3个假设：

　　假设1a(工业化假设)：随着工业化水平提高和教育规模扩张，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逐步下降，城乡出身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逐步减弱。

　　再生产假设及MMI假设主张，如果社会结构中的阶级不平等持续存在，那么教育机会不平等也将维持不变，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不会减弱，只有某一阶段的教育达到饱和(85％以上的中上阶层家庭子女都能接受这一阶段的教育)，此阶段的教育不平等才会下降。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普及初等教育，本世纪最初几年逐步普及初级中等教育(初中)。②根据再生产理论和MMI假设，这两个阶段的教育达到了饱和，机会不平等会出现下降。高级中等教育(高中、职高、中专、技校等)和高等教育至今还没有达到教育饱和，这两个阶段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将维持稳定水平而不会下降。

　　假设1b(再生产假设MMI假设)：20世纪70年代以来初等教育机会的城乡不平等下降(初等教育在20世纪70年代逐步普及)；2000年以来初级中等教育机会的城乡不平等下降(本世纪以来初级中等教育接近普及)；而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城乡机会不平等维持不变(这两个阶段的教育远未普及)。

　　文凭主义假设的主张是：随着教育扩张的推进，教育不平等逐级下降，首先是初等教育不平等下降，而后才是初级中等教育和高级中等教育不平等下降，最后才是高等教育不平等下降。

　　假设1c(文凭主义假设)：随着工业化水平提高和教育规模扩张，初等教育和初级中等教育机会城乡不平等逐步下降，而后出现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下降。

　　国外学者在讨论家庭背景及结构因素对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时，主要考虑工业化过程及随着工业化推进而来的教育扩张因素的影响，而社会结构层面的阶级不平等则被视为稳定不变或者有所下降；然而，中国的情况要比其他国家复杂，中国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变化趋势不仅受到工业化和教育扩张的影响，而且还受到政府重大政策改变——实施经济改革以及由强调阶级平等转向追求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的影响。政府重大政策改变还导致了阶级阶层结构的巨大变化，这也对教育机会不平等产生了影响。实际上，中国的教育不平等的趋势变化受到四种宏观因素——工业化进程、教育扩张速度、国家层面的社会政治变迁和阶级不平等状况的变化——的交互影响。在过去的60年里，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变，从而导致社会结构和阶级不平等的极大变化，这一点与大多数西方社会有所不同。1949年之前，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着极大的阶级差异和教育不平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共产党政府推行均等主义政策，阶级结构发生改变，阶级差异明显缩小。政府在教育领域也实施相应的均等主义政策，采取多种手段来缩小教育机会的阶级差异。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以及相应的教育改革，使均等化教育模式转变为精英化教育模式，对教育不平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考虑到这些社会政治环境和国家政策变化，中国的教育不平等变化趋势不应该是单一方向的变化或一直维持不变，而应该是有所波动的曲线变化。因此，对应的三种理论假设应该做如下变化，以体现国家政策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

　　假设2a(工业化假设)：城乡教育不平等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但受国家政策影响，20世纪50-70年代下降程度较大，80年代以来下降程度较小。

　　再生产理论和MMI假设认为教育不平等程度之所以维持不变，是因为社会结构中的阶级不平等保持不变，这意味着如果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差异扩大或缩小，教育不平等也应扩大或缩小。中国社会的阶级不平等的变化有两个转折点：1949-1978年和经济改革的最初10年(20世纪80年代)阶级不平等下降，而90年代以来，阶级不平等程度上升(参见陆学艺主编，2004；孙立平，2003；李春玲，2005)。因此教育不平等也应该随之先下降后上升。

　　假设2b(再生产假设MMI假设)：城乡教育不平等的变化趋势随着阶级不平等的变化而上下波动，20世纪50-80年代教育不平等下降，而90年代以来教育不平等上升。

　　文凭主义假设考虑到教育扩张与阶级不平等的双重作用：教育扩张带来初等教育和初级中等教育普及，从而降低了这两个阶段的教育不平等；阶级不平等上升会强化未达到教育饱和的更高级阶段(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教育不平等。

　　假设2c(文凭主义假设)：初等教育和初级中等教育不平等下降，而高级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不平等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