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姣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第三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估计了教育类型(接受普通教育或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回报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在劳动力职业生涯不同阶段的变化。职业教育毕业生在从学校到工作的转换中更具优势，而普通教育毕业生在就业流动中的适应性更强。表现在劳动力市场回报上，即存在着普职教育回报差异在劳动力职业生涯前后期的不同。中国经济转型将给劳动力市场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于教育类型的选择既要考虑当前的劳动力市场回报，也要着眼于未来可能的变化。

　　关 键 词：普通教育 职业教育 就业 教育回报 职业生涯

　　一、引言

　　贝克尔(Becker，1964)根据所获技能的可转移性将人力资本划分为通用性人力资本(general human capital)和专用性人力资本(specific human capital)。通用性人力资本的适应性更强，可以在不同岗位、不同企业甚至不同行业之间选择工作；而专用性人力资本具有较高的与特定职业或岗位的匹配度，相对而言很难跨岗位、跨行业就业。在目前的教育体系中，与通用性人力资本和专用性人力资本相对应的教育类型分别是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普通教育提供的是跨学科、多元化和通用型的知识，职业教育提供的是从事某种职业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因此，同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一方面提高了毕业生与特定职业或岗位的匹配度，但另一方面又降低了毕业生对不同工作岗位的适应性。也就是说，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为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带来了不同的比较优势，而且这种比较优势往往会在劳动者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发生改变。一般而言，在职业生涯初期，职业教育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具有优势，他们更能适应从学校到工作的转变，尤其是工作在与所学技能相匹配的岗位上的劳动力，其工作效率高于普通教育毕业生；而在职业生涯中后期，随着就业流动的发生，普通教育带给劳动力在就业流动上的优势逐渐显现。也就是说，随着劳动力年龄的增长，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工作效率优势会逐渐减弱，而普通教育毕业生的工作适应性优势会逐渐增强。

　　市场经济中，劳动力的就业流动是正常而且必要的。在信息技术时代，随着技术进步以更快的速度发生，就业流动较之以往也相应地加速了。这不仅体现为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所带来的新行业、新岗位的出现和旧行业、旧岗位的淘汰，而且体现为由于技术创新等因素的影响而使原有岗位的工作内容发生较大改变。弗雷和奥斯本(Frey & Osborne，2013)预测未来20年，将有近47％的工作会被自动化取代。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全面深化体制改革、推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的转变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会使劳动力市场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开始出现了行业性失业，而且发达国家“机器人革命”对劳动力的替代现象在中国也初见端倪。这种未来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和当前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失业、青年就业难问题交织在一起，对宏观上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微观上接受教育类型的选择都提出了挑战。一方面，职业教育在提高毕业生就业水平，从而缓解劳动力市场的青年人失业压力方面更具优势；另一方面，普通教育在降低岗位不匹配风险，提高劳动力流动性方面更具优势。

　　本文从微观视角，对这两种类型教育的劳动力市场回报差异进行估计，并将劳动力职业生涯纳入分析框架，进一步比较这种回报差异的时间效应。具体的，本文采纳哈努谢克等(Hanushek et al.，2011)的研究思路，利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微观调查数据，估计教育类型对劳动力市场回报的影响，即比较普通教育毕业生和职业教育毕业生在就业可能性与工资收入上的差异。同时，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教育类型与年龄的交互项，以衡量在职业生涯不同阶段，这两种类型教育的劳动力市场回报差异的变化趋势。

　　二、文献回顾

　　支持优先发展职业教育的学者大多赞同这样一个观点，职业教育培养的是一种专用的人力资本，毕业生拥有与某一特定职业相匹配的专业技能，具有快速适应特定岗位工作要求的优势，其劳动效率较高(Fuller，1976)。然而不可否认，专用性人力资本提高劳动效率的作用，只有在技能与岗位匹配时才会发生(Becker，1964)。而且专用性人力资本很难适应不同岗位、不同企业和不同产业的工作，因此往往不能为劳动者带来很高的劳动力市场回报(Becker，1964)。虽然通用性人力资本的生产率低于专用性人力资本，但是其在跨企业的重新配置中更具优势(Gervais et al.，2007)。

　　专门比较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劳动力市场回报的实证研究并不多，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大多数研究认为职业教育的回报更高，如胡德伟等(Hu et al.，1971)认为，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劳动者的收入高于接受高中教育劳动者，但是这种差距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而逐渐缩小。特罗斯特和李(Trost & Lee，1984)以及霍伦贝克(Hollenbeck，1993)分别在美国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群体中，发现职业教育的回报率更高。蒙贾和沃斯威克(Moenjak & Worswick，2003)发现泰国的职业教育回报率要明显高于同等普通教育回报率。卡亚拉拉和蒂尔(Kahyarara & Teal，2008)基于坦桑尼亚的研究认为，在学历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职业教育的回报率高于普通教育的回报率。魏立萍和肖利宏(2008)利用中国厦门市城镇调查失业登记数据进行比较，发现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平均失业持续时间比普通高中少4.4个月，其再就业机会是普通高中的3.29倍。丁小浩和李莹(2008)基于中国的抽样调查数据，指出职业教育毕业生待业时间显著短于普通教育毕业生，但是二者在收入和职业层次上均没有显著的差异。屈小博(2013)利用2010年中国城市劳动力抽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职业高中的教育回报显著高于学历高中。也有少数研究认为普通教育的回报更高，如萨卡罗布罗斯(Psacharopoulos，1985，1994)通过对多个国家的实证研究，认为普通教育的收益率高于职业教育。

　　近年来，有研究开始关注教育类型之间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从劳动者生命周期的角度检验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收益率。哈努谢克等(Hanushek et al.，2011)利用18个国家的微观调查数据，研究指出尽管接受职业教育有助于毕业生从学校到工作的转换，但是在快速的技术进步和产业调整中，职业教育的适应性明显弱于普通教育，从而导致接受职业教育劳动力的长期就业率和工资水平更低。考沃斯等(Crvers et al.，2011)利用德国、荷兰和英国的数据，发现在职业生涯初期，职业教育的回报更高，但是随着劳动者工作年限的增加，普通教育的回报率逐渐上升，而且这种教育回报在职业生涯初期和后期所表现出的差异，在职业教育更为发达的德国更加明显。这两项研究的结论反映出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劳动力市场回报存在短期和长期的差异。

　　三、劳动力受教育类型与就业状况

　　本文使用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10年第三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CULS3)数据。CULS3于2010年在上海、武汉、沈阳、福州、西安和广州6个城市进行调查。调查抽样是在国家统计局的协助下采用多阶段整群概率抽样，在每个城市分别抽取了700户城市居民家庭和600户外来人口家庭。每个户主被问及关于家庭的信息，同时每个家庭成员都接受了单独访问。该数据对劳动力的就业指标进行了系统测量，能够反映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同时也包含了丰富的人口学特征信息和详尽的教育分类信息，利用这一数据可以准确地区分被调查者所受教育类型属于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本文选取的样本是受教育水平为高中学历和大学学历(含大专，以下同)的16～60岁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劳动力群体①。农民工样本量为2668个，其中最后学历为高中阶段的1692个，最后学历为大学阶段的976个；城市居民样本量为5322个，其中最后学历为高中阶段的3042个，最后学历为大学阶段的2280个。

　　(一)劳动力受教育类型

　　CULS3针对被调查人的学历状况设计了详细的分类，其中高中阶段包括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中专和中等技术学校，我们将普通高中归为普通教育，其余三类归为职业教育；大学阶段包括大学、大专、高职高专和成人高等学校，我们将大学和大专归为普通教育，其余两类归为职业教育。

　　2010年，16～60岁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劳动力的受教育类型以普通教育为主，其比重超过了83％，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劳动力群体之间没有明显差别。其中，高中学历劳动力接受普通教育的比重约为75％，低于大学学历劳动力的水平，后者达到95％左右。从年龄分布来看②，总体上接受职业教育的劳动力比重随着劳动力群体的年轻化而有所提高，从10.41％提高到24.45％。这一趋势在最后学历为高中阶段的劳动力中表现得更为显著，从11.13％提高到37.57％(见表1)。这与中国近年来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趋势相吻合，也说明调查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