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冯大鸣，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育管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62

　　内容提要：在中国教育管理如此悠远的思想积淀和如此丰厚的经验累积之下，为何当代具有广泛影响的教育管理理论均形成于西方而不是中国?文章在考察中国教育管理理论创建困境具体表现的基础上，分析了导致困境的主要症结。

　　关 键 词：教育管理 理论创建 现象 症结

　　一、引言

　　中国教育管理实践源远流长，中国古代教育典籍所蕴含的教育管理思想也十分丰富。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管理的实践探索可谓山包海汇，教育管理的研究成果也是汗牛充栋。然而在如此悠远的思想积淀和如此丰厚的经验累积之下，为何当代具有广泛影响的教育管理理论均形成于西方而不是中国?我们或可将中国教育管理这一理论创建困境喻为“教育管理的李约瑟难题”。正视这一现实，考察困境现象，分析其中症结，既可为我国教育管理学界总结过往得失提供参考，亦可为中国特色教育管理理论创建提供助益。

　　二、现象

　　在中国，有关教学领导的思想和论述一直可以上溯到两千多年之前。在中国古代教育典籍《学记》中，既有招生、考校、分年要求及教学仪式的介绍，也有视学制度、学业评估的阐述，还有对教师教学绩效的因果分析。《学记》所辩护的“教学相长”、“藏息相辅”、“长善救失”原则，至今仍是广大学校对教师教学的基本要求。显然，这种发端于两千年前且生生不息延续至今的教学管理思想在西方国家是难以找到的。即便不做如此久远的回溯，就以当代的教学管理思想认识而言，中国也并不落后于西方国家。曾担任过中学校长的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萧宗六在《校长怎样管好教学工作》一文中指出：“校长的职责，是把学校领导好、管理好。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我认为很重要的一条是抓住工作重点。什么是学校工作的重点?教学是重点。”[1]这一认识与西方教学领导研究者的观点是颇为相似的。例如美国学者斯皮兰(J.Spillane)就坚定地认为，“对课堂教学的领导与管理，是学校教育中的核心技术”，“课堂教学应当被置于学校领导诊断和学校领导工作设计的中心。”[2]再看萧宗六有关教学领导的另一段表述：“抓好教学工作，要深入教学第一线。第一线在哪里?在课堂、在班级、在教研组。如何深入教学第一线?最基本的有三条：一是听课……二是蹲点，解剖麻雀……三是兼课。”[3]换言之，教学领导不会自动发生，只有校长亲自介入教学情境并与师生在教学情境中形成互动，教学领导力才得以形成。这一观点恰好又与斯皮兰对领导本质的认识非常接近。按照斯皮兰的认识，“领导、下属以及他们(工作)情景三者间的共同互动至关重要……领导力正是在这种互动中产生的。”[4]若从当代教育管理实践角度来看，中国教学领导政策的清晰度与坚定性以及政策实践的覆盖广度，比之西方国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仅以上海为例，自2007年起就已将课程领导力建设提上议事日程。[5]2010年，上海市教委专门下发了《上海市提升中小学(幼儿园)课程领导力三年行动计划》，规定了“准确理解课程方案，提升学校课程规划的能力”、“统筹利用课程资源，提升创造性落实课程方案的能力”、“有效进行课程评价，提升课程更新与评估的能力”等三项主要任务。上海全市当年仅普通中小学就有1622所，注册学生达129.6万，[6]如果再加上职业学校、特殊学校和幼儿园的数据，这一政策实践影响面之大在西方国家是很难找到对应实例的。然而，如此悠远绵长的中国教学管理思想和这般生动丰富的中国当代实践却始终未能催生严格意义上的教学领导理论，而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教学领导(学习领导)理论①却产生于西方。更令人遗憾的是，上述教学领导理论“东方不亮西方亮”的现象并非孤例。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就《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开展报告》写下600余字的大段批语，将鞍钢所创造的政治挂帅和“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技术人员、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誉为“鞍钢宪法”。毛泽东的批示当然有其深刻的政治考虑，在很大程度上，“‘鞍钢宪法’代表了让政治重新进入经济领域的努力。……它的实质是让工人阶级重新当家做主。”[7]若撇开当时的政治因素而以纯管理学角度看，“鞍钢宪法”是对前苏联“一长制”(科层制的一种变式)的挑战，是对分享式领导的张扬。有学者指出：“‘两参一改三结合’，用今日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团队合作’”。[8]其实何止团队合作，我们完全可以从“两参一改三结合”中找到最朴素的分布式领导思想。1961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这个被称为“工业七十条”的草案不仅对“鞍钢宪法”予以正式确认，而且进一步将“两参一改三结合”提升到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层面：“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制，是吸收广大职工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和监督行政的重要制度。企业各级的职工代表大会和职工大会，要讨论和解决企业管理工作中的重要问题”。[9]在“工业七十条”出台后的50多年中，以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为载体的民主管理和分享式领导制度早已跨越企业边界进入教育领域，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所确认的学校管理体制内容，也是数十万中小学的管理实践常态。回看中国从企业到学校的民主管理历程，尽管其中还存在一些名实不尽对称的问题，但保障民主、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办学的思想以及教代会审议重大问题、党组织实施保证监督、校长接受教职工民主评议的制度确已落地生根，50年来的相关总结报告、研究文献亦堪称浩瀚。可惜，“鞍钢宪法”以来极为丰富的民主管理思想及制度实践终未在中国生成相应的学校管理理论，而虽与中国的民主管理思想不尽相同但却取向接近的分布式领导理论却在西方问世且在近10年中被广泛采纳与应用。通过上述两例，我们对“教育管理的李约瑟难题”现象已可窥斑见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