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施晓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前，创建世界一流大学(WCU)业已成为一个全球性话题，成为很多国家的战略需求和目标指向。中国也不例外。在相继实施了“211工程”“985工程”和“协同创新工程”之后，2015年底，我国启动“双一流建设计划”。清华、北大等名校纷纷提出实现建设时间表，勾勒我国未来30年一流大学发展的路线图。伴随一流大学建设步伐的加快，相关的研究成果陆续面世。尽管学术界对世界级大学的特征的描述各不相同，尽管QS、上海交通大学、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等大学排行榜罗列的指标体系不尽一致，但其共性特点似乎都聚焦在对“增加经费投入”“一流学科建设”“改善办学条件”“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形成良好学术评价体系”等硬性指标的关注，而忽视了对“大学精神”“学术声誉”“组织文化”和“院校品格”等软性指标的重视。然而，大量研究证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仅依赖“硬件”指标的完成，而且更加得益于“软件”指标的实现。后者也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可或缺指标和要素。本文选取目前学术界一个比较流行的术语——“制度德性”作为分析概念，探讨世界一流大学伦理特征和道德合法性。

　　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德性及特征

　　当“德性”这个词语被提及时，人们通常想到的是“个体的道德修养和道德品质”，如中文中经常用“内得于己……外得于人”描绘人的某种品质。在西方语境中，德性也被用来描绘个体的“品格”和“道德”属性，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德性就是一种使人成为高尚的，并使其出色地运用其功能的品质”。然而，自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一书中首次提出“制度德性”概念之后，“德性”一词很快就突破伦理学的概念垄断，成为政治经济学、行政管理学、组织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新宠”。当“德性”的概念扩展到考察组织，尤其是大学组织发展问题时，“德性”一词不再是解释“个体自身品行道德性”的藩篱，而被用于描述组织和制度的“内在属性”和“制度合法性”。美国组织社会学家斯格特认为，人们基本上可以从“规制”“规范”和“文化认知”三个基本维度上对大学组织和制度德性进行推断。在他看来，与个体道德性相比较，大学组织和制度德性对于维系其正式秩序，规范人们行为，形成组织成员共同价值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先地位。借鉴斯格特的分析框架，我们有理由相信：虽然具有一流的德性并非可以保证大学知性的“一流性”，但是一流的大学在知性和德性两个方面都必须成为一流或者卓越。这种“一流”和“卓越”至少应该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引领公民社会发展，领航先进文化建设之责任肩负与使命担当。芝加哥大学前校长赫钦斯曾经叩问：“大学究竟是一面反射社会的镜子，还是引领社会发展的灯塔；大学究竟需要依附社会，还是批判社会?”答案不言而喻，必然是后者。这种责任肩负和使命担当不仅要求大学对本国发展和民族振兴作出贡献，而且还期冀大学放眼世界，推动整个人类、世界和地区的和平、繁荣和进步。如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指出：“哈佛是一所美国的大学，但是哈佛有全球的沟通网络和全球责任。”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也指出：“耶鲁的目标是成为一所真正的全球大学——不仅为美国、也为世界培养领导人才，探索知识前沿。”可见，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是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者，也是人类文明和多元文化的领跑者。作为“社会轴心机构”，大学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主动引领人们践行“正义”“自由”“民主”“幸福”等普世价值和道德精神，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和进步。

　　第二，品格高尚和精神独立，且具有超强的自我发展力和自我约束力。毋庸置疑，任何大学发展都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时代，否则就难以印证弗莱克斯纳所说是“大学是一种时代表达”的论断。在现实中，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自然离不开国家和政府的强力支持，也必然会对急剧变化的外部环境做出及时反应。然而，这些都不足以成为大学受制于政府的理由和借口。新的“学府关系”绝非“依附与被依附”“附属与被附属”“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按照“三螺旋”理论的解释，大学、政府和企业均为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行动者和驱动力，在创新国家框架中扮演着各自不同的角色。因此，一流的大学必须清楚如何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万不可甘于沦为宗教的“婢女”和政治的“奴仆”。总之，大学运行有其自身内在逻辑，被赋予不可剥夺的“院校自治”和“学术自由”权利和权力。一方面，大学必须与政府保持相应的距离，进而保障其自身的独立品格和自主精神；另一方面，赋予大学权利并非毫无前设条件。至少，一流大学应该让社会和政府相信，它们具备自我发展定位、再定位以及自我调节与约束的能力。假如大学得不到政府和公众的信任，说明自身的社会形象和学术声望业已受损，故此难以达到“德性一流”和“知性卓越”。

　　第三，批判、质疑的习性与兼容并包的组织文化氛围。有人说，大学对现行的一切永远都不满，总是用更高、更博大的真理来对当前的真理提出质疑。英国学者巴纳特指出：“如果一个机构不具备批判理性、真知和对话这样的观念，人们则很难设想它可以戴上‘大学’这顶桂冠。”显而易见，批判性成为区别大学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之不同的标尺和参照；组织文化的“批判性”和“包容性”成为一流大学制度德性的重要表征。究其原因，大学是由才华横溢的“学术才俊”和人格独立的“知识精英”组成的学术共同体，从事着“发现知识”“培养人才”“服务社会”，以及“引领文化”等一系列与高深知识和科学创新紧密相关的创造性和探究性活动。这种活动对“学术人”或“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是敢于挑战传统和质疑权威，养成天然批判精神和质疑意识。换言之，批判和质疑成为知识分子一种良好的品质，是一种值得倡导的工作方式与思维习惯。为了保护知识分子的批判、质疑精神，大学组织的制度安排和环境营造就必须倡导“包容性”，如北大文化传统之包容性，即允许不同学术流派、学术观点和理论的存在；兼容并包，海纳百川；学者之间能够消除学科文化的“鸿沟”，在彼此尊重、平等对话的同时，又不失个人之独立见解和主张。只有这样，人文社会学者之间才能实现多元思想的碰撞、多种学说的交流、对立观点的交锋，才能在争论和对话中产生智慧理性与真知灼见；只有这样，自然科学家们才能在未知的世界自由地探索，不断得出有价值的睿智发现和技术创新，最终实现科学的进步和社会变革。